武汉武昌区花园山以北、凤凰山以南，有一条东西走向，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桥，有一条一千多米长的老街名叫昙华林，这里没有现代的高楼大厦，被当地人称为社会发展史的缩影的百科全书。

昙华林老街的拐弯的小巷子，有处一写着位于高家巷17号的老房子，二层局部的砖木结构的房子，灰色清水砖墙，二层有外廊、砖柱。除窗台、窗楣、窗花等处设有部分装饰外，整体建筑风格较为简洁，系四坡歇山屋面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就知道是有些年头了，有大门、卫兵室，一看这房子的架势，就可以判断房子的主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渐近一看，果然，只见房子底部的右侧，悬挂着一个并不很显眼的黑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晏道刚旧居”。

从牌子的文字上得知，晏道刚，亦名殿翘，字祖荣，湖北汉川人。他生于清末乱世，长于农家寒门，自幼勤奋好学，历经生活艰辛。光绪33年就读于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宣统3年以学生军排长入伍，并参加了武昌起义，任湖北督军署参谋、两湖巡阅使署参谋、旋调任陆军第二师参谋处处长、北伐后任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办公室主任兼第八期第一总队队长，后任师、军和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务，军衔是中将。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围剿”红军时期，在江西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晏道刚以中将的军衔担任军委会侍从室主任。参加了及堵截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

别看当年这侍从室主任，那可是正宗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差事，古时候朝中就有侍从官，就是皇上的贴身秘书，《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有人打比方说，蒋介石的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即全国下面各省、督抚都院的奏折，要送交皇上，先得军机处提出拟办意见然后呈上，皇上准奏之后，再由军机处转至各承办部门。我们从电视剧中看得到，这奏折侍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省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因此，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无疑是他心目中最可靠、最值得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又像他的大内总管一样，负责老蒋的吃穿住行和安全，各级政要想见老蒋，都是先找侍从室主任，由他安排晋见。有人还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智囊团”，后来林蔚，俞济时，钱大钧等人都担任过侍从室主任的职位，觉得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其实就是侍从室下面的一个机构。

晏道刚之所以能当上侍从室主任，首先是正规军校毕业，保定军校深造，陆大毕业任教，军界资深望重，军事素质过硬，其次是在两湖巡抚任任职高级参谋，干了多年的高级参谋这方面工作；还有在征战过程中，他担任参谋长跟随新军攻随州、战信阳，纵横中原四省，除军阀、拥共和，立下赫赫战功。他还非常擅长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工作能力强多次受到上级的赞赏。

特别是在每一次作战后，他在一些总结会议上，由于军事理论知识好，对敌情，战势分析的头头是道，很多观点都得到蒋介石的欣赏。于是提拔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这可是个好职位。能担任这种职位的人，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像后来的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蒋介石的嫡系爱将。

晏道刚成为权倾一时的侍从室主任后，受蒋介石的指使干得最出彩的一件事情，那便是红军长征的时候，成功拉拢分化当时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部下，最终逼迫王家烈辞去省主席和25军军长职务，从此，深得老蒋的赏识。

身为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的王家烈，与上级分庭抗礼、割据一方。而且当时这种现象还是很普遍，各个省都或多或少有这种情况，只不过王家烈是较早开刀的一人，那时，蒋介石为了“围剿”长征已经到达贵州的红军，顺便去掉地方势力，做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派薛岳率中央军紧追红军，一方面派晏道刚入黔，拉拢分化王家烈部下。

晏道刚到黔西、大定，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王部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答应给何知重5万元，提升军长，给柏辉章3万元。在贵州军队开到四川石柱后交款。柏辉章被收买后，派所部营长令狐作宾带兵两个连到军部向王家烈闹饷，使王家烈面对晏道刚十分难堪。最后使统治三年之久的王家烈不得不在四面楚歌的哀乐中走下了贵州王的宝座。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他更加受到老蒋的器重，自此对他更加信任。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晏道刚成功逼下“贵州王”不久之后，蒋介石又任命他一个新的职务，担任“西北剿总”张学良部参谋长，对任命他这职务可谓是颇有深意，也许正是前面那件事情他做得漂亮，是想依想画葫芦吧。当晏道刚接到任命这职务的时候，他觉得“西北总部”所指挥的兵力是陕、甘、宁、青四省的部队，总兵力：张学良部约２０万人，杨虎城部约４万人，宁马约２万人，青马约１万余人，还有其他零星部队约１万人，总计共约２８万余人。摊子太大怕不能胜任，于是他向蒋请辞说：“我的能力薄弱，恐怕做不好。”蒋嘱以“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云云。表示对他特别的信任。

晏道刚当这么大部队的参谋长，张学良与杨虎城都清楚，其实就是为了监督张杨二人，作为放在他们身边的眼线，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即向蒋汇报，没有料到的是，晏道刚好像忘掉了蒋介石派他来干嘛的？蒋介石到达西安后被安排到清华池休息，此时的晏道刚急匆匆来到清华池向他汇报工作，丝毫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形，完全事先没有察觉有什么苗头。

谁知就在那天晚上，西安事变突发，他却是一脸懵逼，吓得立刻到张学良府上询问缘故，这才得知张学良扣押蒋介石的目的，他并不想杀害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可以安全地回到南京。

虽然，后来蒋介石安全地回到了南京，但他很生气，尤其是生晏道刚的气，作为常驻的此的参谋长，竟然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也没有报告，结果差点导致丢掉性命。当然后果肯定很严重。果然，很快就将晏道刚逮捕投入监狱，并下令“永不录用”。将他一撸到底，直接打入了万丈深渊。

坐了8个月牢的晏道刚，回到老家武汉担任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主持抗日军队军火接济调配工作。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重用，一直是闲置在家。不过祸兮福所伏，解放武汉的时候，他参加我地下组织活动，并动员在汉口当市长的侄子晏勋甫在家乡迎接解放，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武汉三镇尽一臂之力。鉴于作出的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省参事室参事等职务，成为一名省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