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汉末动乱，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呈现出田地荒芜，劳动力减少的局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说的就是此）西晋建立灭吴后，统治者想铸剑为犁，“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试图解决“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经济问题，增加农业生产人口，“户调式”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欲认识“户调式”，必先了解屯田制。兴平二年（年），公孙瓒与袁绍争衡，在今雄安一带开置屯田，“积谷三百万斛”。建安元年，曹操镇压汝南、颍川黄巾旧部，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耕牛和种子，开始了屯田，这时候的屯田制度以民屯为主。建安二十一年（年），曹魏受汉献帝封魏王，司马懿建议让20多万军队“且耕且守”，军屯的地位开始上升。曹丕称帝，军屯组织系统就完备起来了。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屯田为曹魏集团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许昌屯田，得谷百万斛”。邓艾在淮水流域屯田，使得伐吴能够“资食有储”，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运兵过半，既费钱粮，人又劳苦。但是由于军屯人身束缚很强，剥削很重，类似封建农奴制，到了西晋统一后，屯田制已经不满足当时的社会现状了。

早在魏文帝（曹丕）时，便允许典农官派屯田客去经商，以增加部下的收入，到魏明帝（曹睿）时已经发展到不可控的程度，这已经破坏了屯田“专以农桑为业”的宗旨。西晋建立，战争结束，经济发展，人们对土地和劳动力占有的兴趣增加了，这种以军事编制组织生产就显得过时了，租用官牛的屯田客被当作赏赐，赐给公卿大夫，从此“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太原甚至有以匈奴胡人为佃客的，“多者数千”。《晋书·石勒载记》言石勒“卖与茌平人师懽为奴，每耕作于野”，就是最好的例子。”屯田制逐步瓦解，统治者要对土地，劳动者和劳动成果重新瓜分，需要晋朝重新定义封建社会官与民的权利和义务。

“户调式”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丁男和丁女，结合各户的土地，房屋，桑树的数量和质量评定家庭资产，确定输纳等级，“九品混通”，类似家庭财产税。

对于占田和课田，“户调式”规定：男子1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课田：丁男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次丁女无课田。占田的所有权归耕种人，课田是百姓必须耕种的田，官府像农民课收租税。晋朝将屯田制中的课田制移植于编户民中，强制农民生产，是为了保证课税收入。

对于官吏占田，“户调式”规定，官吏第一至第九品，每降一品减少5顷，第一品可占50顷，第九品可占10顷。

西晋实行步大亩，一亩相当于汉代百步为亩的2.4倍，所以，虽说贵族占田亩数在数字上不如两汉时动辄数百乃至千顷多，但是一二品官的占田数已是相当汉代百顷以上的大地主了，再加上西晋官多，良田沃土基本被贵族豪强占据。

“户调式”又规定官员可以依靠其政治地位庇护其族人获得免疫的权利，所谓“荫其亲属”是也。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个人做了高品官，全族人便都有了免役的特权。

除了“荫其亲属”，还可以“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这里面的“衣食客”据《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记载，是负责主人衣食生活的近侍奴客，排在奴婢之后。佃客容易理解，受官僚的庇护，耕种官僚的土地，为他们纳租服役。

曹魏末年，许多小民为了避役，愿意到贵势之门当佃客，这样，官僚们合法和不合法荫客数目就大大增加。西晋“户调式”也是形同虚设，高门大族在占有合法荫客的同时，还占有奴婢，谁为合法，谁为非法，谁是奴，谁是客，是不能查出，也是无人敢来查的。规定官僚士大夫有荫族，荫客特权，反映了官僚士大夫的大胜利，中央皇权的削弱。

“户调式”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人民回归土地，保证国家收入。但是由于规定官僚士大夫的“荫客”、“荫族”特权，所荫的范围又是那么大，所以那些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身上的赋役负担一直也没有得到减轻。元康六年，束晳上书：“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鉴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城中无业流民相当多，不占田，不生产，不课田，不纳租，这说明农民回归土地的进程是缓慢的。

自汉末以来，戎狄内附，西晋公卿贵族为了保证自己的奢侈生活，对各族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进行剥削。进入内地的各族转入农耕方式，官府强迫他们“出谷”，“输租调”，“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掠夺他们做奴婢，佃客。随着人口的增长，各族人民反抗的声浪越来越大，秃发树机能在甘肃固原起义，匈奴郝散起义，发展到氐族齐万年起义，百姓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这是西晋末最早的一次人口流移，是当时严重社会问题发出的第一个信号，但是西晋的统治者没有给与重视，终于在内外交患中埋葬了自己。

参考资料：

《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刘静夫—北京：人民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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