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文化古城时期流行于学术、文教界的一句话，正面用这句话和反面用这句话的都有，不过现在知道这句话的人已不多，而且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也已渐如凤毛麟角，越来越少，最近听说汪原放老先生也已作古了，这在当年也是有资格称“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一位。

胡适之先生于抗日战争之后，回到北京（当时称为“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同时名义上还兼中文系主任，而校务繁忙，自然没有时间兼任，系里的事委托杨振声先生代理，杨先生则又因健康关系，不能到校，实际工作则由唐兰先生负责，唐先生亦于前年病故，三位先生，都是古人了，但他们作为学者的风范则仍留影响于人间。

胡先生当时虽然由驻美大使卸任，出长北大，但仍然是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不要看别的，单纯看衣着也可以想见其为人了。一年到头基本上都一件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棉袍子外面是它，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也是它，夏天除去顶热的时候，穿夏布、杭纺大褂而外，不冷不热的时候，仍是一件单蓝布大褂。北京人把长衫叫作“大褂”，实际还是继承了清朝的叫法。而这蓝布大褂，当年似乎已成了由校长到学生的共同的“制服”了。穿着蓝布大褂，戴着黑边眼镜的校长和穿同样服装的教授、职员在一起，是很难分别出来的。当时他住在东厂胡同，即明代“东厂”的旧址，也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府邸。这时由“日本东亚文化协会”接管过来，部分房屋作为北大校长住宅。

他每天坐一部黑色雪佛兰汽车上班，车里总是放许多线装书。到了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处门前下车上班，从未见拿过皮包，而总是抱一大抱书进去，下班回家，仍然是捧着一叠书出来上汽车，天天都是一样的。

有一次十分有趣：中文系开全体会，三位先生都来了，当时是冬天，杨振声先生器宇轩昂，衣服最讲究。散会之后，三位相偕一起出去，由松公府夹道新楼走到前面办公处去，杨先生人较修长，穿着獭皮领、礼服呢中式大衣，戴着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中含着烟斗，走在最前面，胡先生身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还夹着杨先生的黑皮包走在后面，唐先生又稍后些，三人边说边走，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同学。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杨先生是校长，胡先生顶多不过是个秘书而已。哪儿能从他们的衣着中看出他们的身份和关系呢？于此也可以看出这几位先生的风范了。可能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些事吧？

最近看台湾远流出版社的《胡适讲演集》第二册，上面有前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的合影，胡在第一排右数第四人，就是穿着袍子的。合影中大多着西装，只有三四个穿袍子的。张元济先生也在第一排，也身穿袍子，排在中间。

胡适之先生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光绪十六年庚寅。如果现在还活着，那便是九十四岁的老人。现在长寿者多，比他年长的尚大有人在，他是死得比较早一些了。

胡氏安徽绩溪人，胡家是绩溪大族，他父亲胡铁花原在外省做地方官，清代谓之“游宦”；母亲是续弦夫人，过门时只十七岁，比他父亲小三十多岁，只生了他一个，没几年，他父亲就去世了，那时他只虚龄五岁。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年代，正是“甲午”。其父原官江苏，后改官台湾，在台东、台南做知州。胡氏三四岁时，随父母在台东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他到台湾后讲演时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甲午之役，清室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中国官吏均撤至厦门，他父亲胡铁花就客死在厦门。

胡氏是他母亲一手教导成人的。人常说严父慈母，而胡母却是集父严母慈于一身，母亲对他管教极严，幼时上学读书，放学回家，进屋门前；先要将一天所读的书背诵一遍，才准进屋吃饭。不然，立在门前重读，甚或跪在门前重读，直到读熟为止。十四岁到上海上学，三年才准许回家一次。胡适一九一O年考取官费留学生，放洋留美，先学农业，后学政治经济，又学文学哲学，最后学成，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有名的《文字改良刍议》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写的，这篇文章打响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一炮。也奠定了他一生享盛名、做学者、成闻人的基础。以上情况，在其《四十自述》一书中，写得很清楚，我只略作介绍而已。

胡氏后来作驻美大使，是他政治生涯的极限，于此而后，则美人迟暮，大可伤矣。

距今五十四年前，一九三〇年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他四十岁生日。当时正是北京大学文学院人才济济的时候。那时他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北大同仁便在他家为庆四十整寿。用的是东兴楼的席。出面贺寿的人有北平白镇瀛、宁波马廉、东台缪金源、织金丁道衡、湘潭黎锦熙、汉川黄文弼、吴兴钱玄同、唐河徐炳昶、绍兴周作人、北平庄尚严、沧州孙楷第、如皋魏建功。共十二人，都是著名学人，可以说是极一时之盛了。由他的大弟子魏建功撰文，好友钱玄同书写，写了一篇别开生面的白话章回小说体寿文“胡适之寿酒米粮库”。这篇寿文开始引他的《沁园春》“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作为引子，后面便说他对新文化的贡献，结束段云：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二月十七日便是他的四十整生日，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中间，有几个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有几个从事国语文学研究和文字改革运动的，觉得他这四十岁的纪念简直比所谓“花甲”、“古稀”更可纪念……十九年他再住北平，定居米粮库，便赶上是生日，他从前自己诗里说“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是早已受了酒戒了，这次生日应该替他开戒，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来给他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

如今为了要纪念“人”、“事”、“地”，便写了恁个题目：《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后面并署名盖章。这篇名文，原件是钱玄同先生法书中的精品，现在则不知是否尚在人间了。至于那十二位贺寿的人，我所知者，似乎只有孙楷第先生硕果仅存，依然健在，其他都已是古人了。

当时还有吴其昌先生祝寿云：

“加紧继续，千百世以后的文化运动；

切莫误会，四十岁便过了青年时期。”

抗战初起时因汉奸罪死于非命的黄秋岳氏，当时也曾集辛弃疾词为寿联，共两副，其一是：

“刘伶元自有贤妻，宁可停杯强吃饭；

郑贾正应求腐鼠，看来持献可无言。”

另一副是：

“扶摇下视，屈贾降旗，闲管兴亡则甚？

岁晚还知，渊明心事，不应诗酒皆非。”

信中说“改天用宣纸写”，写了没有，就不知道了。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8.28----.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