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参加年6月在丹江口召开的“汉水文化暨武当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而撰，发表在冯天瑜先生主编的论文集《汉水文化研究》（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年版p-）上。当年为撰本文，曾采访过张重安、李正荣、李正华诸位先生。其中前二位已于去年远去，特记于此，以表感怀。本文虽写汉水文化，但主要素材来自侏儒山地区。当然，文章写于十多年前，有些观点我已有所改变。但这是另一文章（可写，但也可能无能力写了）的内容。本文就不修改了。另，参加会议的，是李永铭与同事范小方教授，故同时署名。

发源于陕西西南宁祥县蟠冢山的汉水，向东南蜿蜒曲折一千五百多公里，流经陕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中部约三十余县，汇入长江。汉水流域近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水量充盈，自然条件优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大多为纪元前楚国的辖地（楚国疆域曾北到陕西的丹凤）。三国时代大多数威武壮阔的历史剧就在这块土地上上演。历史上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这里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从军参战、自保家园，是历代汉水流域人民无尽的话题。因此，汉水流域既保存着古朴的民风，又有着尚武的传统。早在宋代以前，汉水流域的武当山就出现了不少武林高手。经元末明初张三丰的发展，形成了民间“北少林、南武当”的武学格局。武当内家拳享誉海内外，对汉水流域的武学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襄阳县志》载：“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在襄阳县设有武考场，对县民练武有一定影响。清末民初社会动乱，民众为护庄保村防身自卫，习武练拳盛行。”新出的《汉川县志》据同治《汉川县志》说，清初至同治年间，汉川有武进士12人，武举人55人，武秀才多人。《天门县志》介绍了类似情况，说清道光年间当地有武进士12人，同治年间有武举人2人，武秀才2人；光绪年间有武举人6人，武秀才12人。“清末明初，本县群众体育活动以武术最盛。”民国20年（年），岳口地区有武学47所。《汉阳县志》也记载说：“汉阳县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而武术尤盛。由明至清，县内出武举人、武进士余人。武术在民间较普及，也有以此谋生的。……民国时期，出现民间武术团体。”

在一般情况下，“习武术者多数人是为了健身、防身，有的富户借此晋升武官，有的贫民则是学艺谋生。”然而，在封建宗族势力影响下，尚武之风非常容易走入歧途。

在古代，汉水流域早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繁衍。早先，人们挽草为标，划地为界，选择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避风向阳之处，扎下了根。由于这里环境适宜，分散居住不会造成生产生活困难，因此，除交通要道的城市外，农村往往一家一户，居住散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代繁衍的人口逐渐发展，家族聚居形式慢慢出现。在明清时代江西迁湖广（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加快，聚族而居逐渐相沿成习。一个家族共居一地，遵守共同的生产、生活习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其中有一些家族由于人口太多，原有村落无法容纳，自然或人为地分成几支，部分分支迁出原地，另觅新环境发展，形成一个家族前后左右相邻的几个村子（自然也有相隔较远的）。这种村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同姓聚居。这种同姓聚居的生活方式，使宗族形态与宗族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仅汉水下游的汉阳县，在民国时期已建有祠堂、修了族谱等，形成完整宗族形态的就达姓之多。其他无祠堂设施但聚族而居者当不在少数。笔者调查，这一带纯由杂姓组成的村落极少，有的杂姓村中，也有一个主要的大姓，该大姓在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般来说，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大小宗族建祠堂、修族谱、订族规、立族产……宗族宗旨讲的是‘尊祖收族’、‘起孝悌之心’、‘谋族姓之发展’、‘辅官治所不迨’，而实际上发展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相互械斗。”众多的大姓大族聚集一处，最初还可能和睦相处，久而久之，各种冲突会不时发生。他们的土地连界，祖坟相邻，同在一个集场贸易，共饮一湾河水，本就免不了磕磕碰碰。而有时双方都想占有同一块地，或在集市上占有更大份额，或多使用一些河水灌溉田地，或独霸渡口交通权，甚至小孩们的争执斗口，长期积累，都会使双方成为仇敌。为了宗族自身的利益，甚或为了宗族中某些人或某个人的利益，宗族就会充分运用其掌握的武力向其对手挑衅甚至挑战。一言不合，即约期械斗。学武以自保，按宗族的解释，包括保卫自己的家庭、家族直到宗族，这样，宗族械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汉阳县志》在谈到武术运动的兴起时，就讲到宗族势力在其中的作用，指出：“旧时武术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县内人多田少，多外出谋生，而社会长期动乱，需借助武功以自卫。再就是家族聚居，常为柴山湖草相互械斗。有的大姓宗族规定，凡为宗族械斗而死者，在祠堂内立牌位，赡养遗属。还由于寺庙丛林散布各地，有武功的僧道常比武传艺。这些都使县内民风强悍、习武之风盛行。”另外，一些公共活动，由于组织不力，加上以往的各种矛盾纠纷，也会演变出意外。比如这一地区都有五月端午划龙舟的习俗，通常由宗族出面组织这一活动。每一姓组建一龙舟队，各姓之舟以颜色相区别。几姓之舟同在一河道表演，“往往因龙舟竞赛引起械斗”。宗族械斗显然成为这一地区尚武传统的灰色一页。

汉阳县（原县治在现今的武汉市汉阳区之钟家村，20世纪50年代，汉阳区与汉阳县分离。90年代，该县撒县改区，现名蔡甸区）居汉水的末端，汉水在这里入长江，完成其公里的辉煌。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汉阳县和与它紧邻的汉川、沔阳等县，在灰色的尚武文化上也具有代表性。

《汉阳县志》对此有一简略说明：清末民初，县内宗族械斗时有发生。多因争柴山湖草、鱼藕之利及天旱抢水而起争端。大族强占、压制弱小；如果势均力敌，就发生械斗；械斗中如有伤亡，就一直打官司。该书还举了下面两个实例。

清宣统三年（年），天大旱，遍地龟裂，汉阳太渡河水几近干涸。周郑二姓抢水灌苗，双方鸣锣聚众，各出动余青壮年，大斗于黄金山下。结果郑姓被杀死2人，伤36人；周姓打赢了也有伤亡。官司打了两年多，周姓中有5人坐牢，2人死于监狱。

民国元年（年）4月，汉阳小查湖李、高二姓为争夺藕湖三汉港发生械斗。李姓族长、族正挑选青壮年名持械驾舟60余条，将高姓所植莲藕捣毁。高姓以逸待劳，用5支土铳半途回击。结果李姓重伤2人，轻伤1人，中铳弹丸者不计其数。官司一直打到年，高姓花去银元0，全摊到族众身上。

汉阳县辖的一个地方，在其所编的资料中谈到宗族械斗问题时也说得很具体：“本地特点，多以一族聚居一村，因之邻村之间或因占有土地扩大族产，或因口角纠纷，往往引起矛盾，小则诉讼不断，大则树旗械斗，为了宗族利益，虽伤亡惨重，亦在所不惜。如郑余二姓为玩龙灯借路、郑周二姓为河滩之争、李刘二姓为上坟走路等大型宗族械斗，影响很大，而小型的宗族诉讼与械斗，则不胜枚举。”

上述材料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经济利益的争执，是发生宗族械斗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口角纠纷、竞技比赛也会引起厮杀。更深沉地思考，这里是否还有人的野性的复苏与挣扎？在中国，英雄时代过早地结束。在等级制度及儒家伦理的高压下，人们压抑自我，以假面具的样式进行人际交往，个性难以得到张扬。一旦出现械斗的场合，人有了宣泄自我的机会，于是慷慨上阵，六亲不认，演绎出多少人间悲歌。

总体上看，在宗族械斗发生的背后，是封建宗族势力的恶性膨胀。事实上，宗族间争议的问题，绝大多数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不能协调解决的问题。只要双方平心静气，一些问题本就不存在，一些问题完全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如果法制严谨，行政管理严格，出现问题沿正常渠道疏导，大多数纠纷都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宗族械斗发生前、进行中，都看不到当时的政权组织在哪里。械斗本身就说明，在宗族看来，问题的解决不能指望官府。因为官府吏治腐败，它不愿意开罪地方宗族势力，也没有这种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依靠宗族自己拳头的力量，战胜对手，才能达到目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宗族势力的发展强化了宗族自身的霸气，而在一定意义上，制造矛盾、激化矛盾，正是强化宗族势力的需要，这就造成械斗不断。因此，撇开常见的经济争执，宗族械斗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族自身的恶性发展。

一个弱势的宗族是难以挑起家族冲突的，它首先要自保。但也有不顾一切而冒险挑战，通过械斗树立自己本宗族的声望的。强势宗族则大多对外飞扬跋扈，扩大宗族间的利益冲突。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宗族常常会为他们在当地的“声名”而刀枪相见。汉阳汉川两县间或各自县内都曾发生多起划龙舟争名次，或直接以龙舟颜色为由，发生械斗，使得血洒河滩，河水殷红。民国二十八年（年），汉阳县县西李刘二姓械斗，起因是刘姓清明上坟，故意走李姓村子，并经过（按走大路可以不经该村村中）李姓祠堂。按一般规矩，宗族集体活动经过外姓祠堂时，不得坐轿骑马，以示尊重。否则就是轻视、挑衅。刘姓有备而来，在走过李姓祠堂时，仍坐轿骑马，耀武扬威。李姓人当然不服，当即与之争执起来，并约定下午见阵。当天下午，两姓在附近一山下对阵，双方都集中了族中精锐，武师领头，青壮年随着跟进。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多人重伤。械斗结束时有人检查李姓的领头武师李某所使用的木棍（当地称“杆子”），上有各种伤痕多处，足见打斗之激烈。事后人们谈论这场械斗，都不明白二姓血肉拼杀的背后原因。但有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二姓武力的威猛。宗族通过械斗，确实显现了其自身的力量与地位，

很明显，频频发生的这种宗族械斗，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宗族械斗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上述周郑两姓的械斗，当场被杀死2人，重伤40多人，监狱中又死2人。为打官司，双方都未少花银两。而对死者、入狱者家属的抚恤，伤者的医治调养，则又不知花费多少。看其他各次械斗，人员财产的损失都是惨重的，有的宗族甚至从此衰败破落，无法重整旗鼓。

宗族械斗造成农村社区长期的矛盾与不和。汉阳县横龙乡的郑、余、周三姓，均为当地大姓，且均聚族而居，各自的村落都很大，人口众多。民国初，三姓分别为太渡河水及河滩等经济利益甚至口角争执，多次发生械斗（前述周郑械斗即其中之一次）。民国二十七年（年）重阳节，郑姓雕刻了一对石狮，立于该村西北方向，分别面对周姓、余姓村子，意为吞舟（周）、吃鱼（余），用以诅咒周余二姓。这一行动，强化了该村与另外两村的矛盾，使得其后多年，郑周、郑余之间的死结无法解开。

宗族械斗使官场腐败更其严重与公开化。宗族械斗之后，接下来的是长期的诉讼。旧时代的诉讼，或称打官司，完全不是依法办事，真正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地方士绅与衙门官府互相勾结，理大不如钱大，这是公开的事实。因此，宗族械斗使官府有了公开敛财的机会。30年代初，汉阳、汉川有一争讼。事起于西湖堤修堤民工的争执。南屏院西湖堤位于汉阳县境内。但这里是汉川南河地区的出水口，因此，这一带堤防与涵闸由汉川县负责组织施工，汉阳汉川以及外地都有一部分农民在此打工。工棚相连的民工因口角导致械斗，外地民工（他们是汉川县雇的外地人）被当地民工打伤了几人，于是伤者到汉川县存案。为了处理此案，汉阳县的国民党清乡团团董、前清秀才万某坐轿来到汉川。他在县衙大堂上指着门外的一口水塘说，谁能用钱填满这口水塘，官司就胜了。对方只是一些出苦力的农民，怎能与他抗衡，只好放弃赔偿。官司不了了之。前面讲到的李刘两姓械斗，官司打了几年，毫无结果。因为两姓都有后台。刘姓有一人在县政府为官，李姓则有一名当地著名乡绅，双方各施解数，包括银两，县府只能让其拖下去。

械斗迫使一些人泯灭了人性。事实上，械斗双方因居住接近，亲戚关系总是相当繁杂的，甚至直系血亲也相当多。对阵时，亲朋好友相遇是无可避免的。按宗族规矩，一旦与外族械斗，凡族中成年男子，任何人不得缺席，否则族规会先进行清理门户。有的宗族为检验某人是否忠于本族，竟有意安排其与自己的亲戚对阵。表兄弟之间、舅甥之间、姑父内侄之间、姨父姨侄之间，乃至翁婿之间，刀枪相逼，血洒当场，几乎每阵都有，造成无数人伦惨剧。汉川旧港张姓与汉阳横山朱姓为一藕湖起争议，张姓杀了朱姓的两个人，并藏尸湖底。朱姓发现后怒极，两姓组织械斗。这一场械斗中，就有翁婿对阵，并造成一死一伤。前述李刘两姓械斗，李姓领头武师李某与刘姓领头武师刘某，是极要好的朋友，相互间极敬重。平时在一起切磋武学，评判乡情；或呼朋引类，酒馆豪饮。但上阵后，两人都不含糊。刘某在这次械斗中身受重伤。尽管事后人们看到他们二人在镇上携手同进酒馆，但隐藏在他们心中的痛苦明眼人是一下就能看出来的。

对参加械斗者造成长期甚至终生的心理压力。上述张朱二姓械斗中，朱姓有两兄弟武功极高，直冲前阵，杀死张姓中最孔武有力的两大汉。此后二朱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恍惚，总想起战场上血淋淋的场景。这年春节清晨，朱家按风俗早起出行（早起敬神开门放鞭炮纳福）。朱氏兄弟一开门，就见张氏二大汉血淋淋站在大门口。两朱二话不说，抄起刀枪出门冲杀，却扑的一跤跌在了门外。两朱于是卧床不起，不久离开人世。世界上本没有鬼，朱氏兄弟的见鬼，无非是他们长期的心理压力造成的幻觉，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械斗破坏了生产，影响了地方安宁。每次械斗，从准备到实施直到收拾残局，村民得长期停工，操练演习，甚至农忙也在所不惜；械斗前的挑衅，往往以破坏青苗开始；械斗中的战场，很多都是已耕种的土地；械斗后人员伤残死亡，又哪里顾得上生产。这种械斗的发生，对当地治安安全会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械斗进一步加强了宗族势力。本来，即便是同一家族，其内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差异，总是有着多方面的矛盾的，其中也包含着阶级矛盾。然而，通过宗族械斗，宗族矛盾被放大，其他矛盾都被弱化了，甚至被淡忘了。胜者宗族势力自然被强化，败者宗族要复仇，更要加强宗族建设。经过械斗，个体家庭增加了对宗族的依赖性，宗族也就更加巩固了它在农民中的权威。

总之，宗族械斗给社会留下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给汉水文化蒙上层层阴影，加载了灰色的页码。

年全国解放后，封建宗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是它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已不可能像上半个世纪那样猖獗，可宗族械斗仍有发生。特别是最近20年来，宗族势力卷土重来，修谱建祠之风绵延不断，确实有些让人担心。尚武以健身，对振奋精神、提高自信心，无疑是有作用的。人的潜在的野性与英雄主义发挥得当，对于国家民族的振兴，无疑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必须加强引导，不能放任自流，特别是不能让新的宗族势力与之结合。今天，弘扬汉水文化中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内容，抛弃汉水文化中灰色愚昧的东西，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并作为建设新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环节。愿宗族械斗永远成为历史。

李永铭，侏儒山夹榜湾（现属高墩村）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儿时住侏儒山老街，年大水后搬到老家。汉阳十二中毕业后，回农村务农。在大队民办小学（含初中）先后工作5年，修补地球足足8年。年入湖北财经学院（原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主要从事逻辑学、历史学等教学工作。曾入南开大学研习逻辑学。除本科各专业外，曾任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台湾史）、逻辑学研究生导师，并担任逻辑学导师组组长。学术兼职主要有：湖北省逻辑学会秘书长、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湖北省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经济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要著作是：逻辑引论、法律逻辑学教程、法律逻辑学导论、经济活动中的逻辑、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中华开放史、台海问题与统一之路、：武汉大会战、桂系三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43位战犯的后半生等。退休后住侏儒山正街。

范小方，湖北天门城关人，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担任中共党史、近现代史、专门史（台湾史）研究生导师，并任后二导师组组长到退休。是湖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国共两党关系史、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蒋家天下陈家党、二陈与C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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