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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戴科长”称呼戴笠。蒋介石对戴科长的身影，自当是望断朝暮，唯求情报多多益善。蒋介石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或称兄道弟，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对陈诚、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对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称敬之兄、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称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始终以抗战前他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一直贯穿抗战时期终不改口。而在蒋介石面前，戴笠则始终以“学生”“生”自称。

抗战时期，戴笠不仅提供情报，还亲自在交战区潜行密察，发现我方弱点、不当之处，加上自己的看法建议，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年底，戴笠秘密游走于浙赣皖各地，侦察情报。他发现沿途有不少我军碉堡，一旦碉堡被敌军占为据点，为其利用，势必使我军难于攻击。于是他连日电报蒋介石，建议拆除各地碉堡。道经江西上饶，戴笠看见当地警察由各乡征集壮丁从军，壮丁们全部被绳索捆绑着。戴笠展开调查后发现，各县征集壮丁均是如此。他认为这样的征募方式，不仅“不能为抗敌之用”，而且“影响政治实大”，于是向身处汉口的蒋介石发出急电，汇报情况。

年10月，戴笠行至贵州镇远，来到第二俘虏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内有俘虏余人，其中有1名俄国人，5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戴笠发现，5名中国人都是哑子，据传是被敌人打毒针所致。戴笠于是电告蒋介石：“应饬令军政部之卫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医研究所共同研究，并聘请中外医药专家详细检验。如果敌用毒针残害我同胞，实为国际宣传之大好材料也。”又提出收容所环境不善，难以转变俘虏思想：“被服极其缺乏，破军毯旧军服污秽不堪，室内又颇凌乱。虽有自治会之组织，毫无实际表现，各俘虏大都以麻雀围棋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仅不能转变其思想，且将对我益形轻视也。”

图为戴笠（右）和蒋介石（左）

抗战期间，军统的情报组织遍布全国，远及国际，在国外设有星州、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等组。位于中国西部的印度次大陆，也为戴笠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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