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风霜雪雨伴童年，新旧社会两重天，峥嵘岁月八旬整，酸甜苦辣涌心田。回忆一些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思念已故亲人，好像就在身边，把往事记下来，以示纪念亡灵，让亲人含笑九泉，把故事传下去，旨在告诫子孙，勿忘昨天，珍惜今天，建设明天。

第一章母亲讲家史

一九三一年古历三月初四，已经四十岁的母亲生了我这个老九，（其中六个哥哥两个姐姐），劳累奔波一生的父亲在我生后两个月撒手人寰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一双小脚的母亲和刚完婚的二十岁大哥童传仁肩上了。

由于母亲年纪大，生下我后奶水不足，母亲只好买些红白糖，用小罐装着，放在床头上，一旦我哭要吃奶时，母亲用茶匙把糖喂在我口里……到了四五岁时，我经常跟着母亲到菜园种菜，到山上放牛，甚至跟她一快到刘家港、仁和店去赶集，她买些肉和鱼给家里儿媳改善生活。

一次，她提着篓子，喊了一声我的小名：“金元，走，我们今天到仁和店去”，听说到仁和去，我喜得跳双脚，因为仁和店有一个很富裕的姨妈，我每次去，她买油条、麻花、粑粑、包面给我们吃，使我们大饱口福。

虽说，老月母子生的我，但我从小很聪明，如每年春节期间，划彩莲船，玩龙灯和插秧时，妇女们唱的一些民间小调，我一听，就慢慢模仿学会了。随着年纪长大，常常问母亲话也多了，在五岁多时，一天晚上，我和母亲睡在床上，我突然问母亲：“妈妈，别人小孩都有伯伯（指父亲），怎么，我没有呢？……”母亲听了，她紧紧把我抱在她怀里，她的热泪滴在我的脸上了……。母亲叹了一口气：“儿呀，你愿不愿意听妈妈讲过去呢？……”

“妈妈，我愿意听，你就讲吧……。”

原来，我们姓童的祖籍是湖北随县淅河马坪蒋童家老湾，父亲童宗福，由于当时世道不太平（社会动乱），家庭贫寒，父亲八岁就跟着祖父母和家庭其他人逃难，有的到安陆县的木梓树，祖父到京山县、天门县湖乡帮人挑士、填台基，祖母给人纺线织布，八岁父亲给人放牛，换些粮食和钱养活家人，后来汉江堤溃口，汉江平原一片汪洋，不仅淹死外地逃难的，本地的老百姓也死得不少。

祖父母又引着家人向东逃难，到了应城王家庙帮助盐老板下到几丈深洞里拖篮板石，早晨不见太阳上工，晚上不见太阳收工，由资本家和工头层层克扣，累死累活，弄的血汗钱还糊不住嘴，特别令人伤心的是资本家不顾劳工死活，劳动安全条件极差，有的塌方将劳工埋在盐洞里，他们又不闻不问，劳工纷纷提出强烈抗议。

后来虽然把遗体搬出来，由于被盐水浸泡过，一具具遗体仿佛像盐腌过的腊肉，令人心寒。

好在祖父和父亲在洞口，才避免死亡。于是祖父继续向回乞讨，结果讨到京山县大栗树茨墩，这里老百姓见到祖父拖儿带女的，深表同情，就留他们在这里暂时落脚。在茨墩和刘家湾对门山岗，都葬过姓童的先辈，解放前，清明节我和二哥去上过坟，后来经人引荐搬到一山之隔的仁和店东南方五华里的芦家松林落藉，大约有一百四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没有经过考证）。

母亲姓周，是与京山仁和店一河之隔的安陆县天源乡漳河村人。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娘家人口多，每年收入糊不上嘴，经媒人介绍就与我父亲订了婚，十三岁时娘家就将她送到童家当了童养媳。说起童养媳，母亲讲，公婆是一个会纺织、会操持家务的能干人，每天纺织到深夜，对儿媳管教非常严格。母亲讲，公婆要我学烧火、做饭，由于身子矮，公婆搬个小板椅叫我站在上面炒菜、做饭，有时将菜饭未做好，又挨她立拐（用手打），不知道暗里哭了多少，有时借故回娘家向自己父亲诉说，父母劝：“姑娘，因为我们家穷，京山县那里田地多，好谋生，等到你们圆了房（结婚后），就会好些……。”

人们常说：“十年嫌十年磨，再过十年当婆婆。”母亲说：公婆管得严，也使我学会了许多操持家务本领，如纺织之事等等，到了十五岁时就圆了房（结婚），婚后一直未怀过小孩，公婆有时就指桑骂槐：“养猪还下猪娃！”左右邻居暗里，也议论纷纷，给母亲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老天爷有眼，直到一九一零年十九岁，母亲终于怀了孕，同时祖母也怀上了小孩，这时左右邻居又纷纷议论：“看姓童的婆媳哪个先生呢？……”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特大新闻，在芦家松树又传出一件新闻“姓童的媳妇抢先生了一个儿子……”，这一喜讯，传到娘婆二家和亲朋好友，在“做三斋”时大伙高高兴兴，给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大哥童传仁）取一个乳名叫“争前”，打从这以后母亲相继生了二哥、三哥、两个姐姐（其余两个哥哥夭折了），从此，孤名小姓逃难姓童的，在此不仅落脚，而且置了一些家产，买了三、四石田，过上了人丁兴旺的生活。

第二章在死亡线上（之一）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前方战事迅速传到后方，引起了社会动荡，街上经常发妖风（炸集跑反），种田也惊惊慌慌，特别是令老百姓坐卧不安的是，有些流氓地痞，他们不劳动，晚上穿黑衣服，戴上“狗钻洞”的帽子，成立所谓“扛子队”进行抢劫，如牵耕牛、赶生猪，盗钱物和粮食等等。我家地处两条乡村大道，一条是由马河通往应城杨家河，另一条是随县通往应城县。为了维护自己的家产，绅士们召集村民商量，议出几条办法：一是搞“户户通”（即墙壁打通），有人打劫，互相接应。二是搞“村村联”，一塆有事敲锣击鼓，其它塆的人迅速赶来救援。三是轮流“打更”，“守夜”与“放哨”。四是自备武器，如长矛、大刀、三眼冲等等。尽管想了这么多办法，一场更大的灾难却降在我家里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数十万军队在日寇面前一枪不发，打败了的官兵成群结队丢盔卸甲向大后方逃窜。另一方面，却颁发了《抗战征兵法》，规定家有三子抽一个，家有五子抽一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天空下着小雨，国民党员百家保证（保长）谢国森，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打着一把洋伞，手扶文明棍窜到了我家里，他假惺惺地喊了一场我母亲：“幺姐，你日子过得还好吗？……”母亲连忙起身说：有谢先生和乡邻的多方关照，日子过得还好，接着给他倒了一杯茶。“幺姐，茶都不喝了，上峰有旨，眼下国乱当头，匹夫有责，你有四个儿子，本应抽一双，念你丈夫走得早，本保确定你家老大童传仁去当差打东洋人……”

母亲日夜担心的事终于来临，他一听，倾刻晕倒在地上。还是十四岁大姐，连忙倒了一杯热茶，把母亲灌醒过来。她双膝跪在地上哭，战战兢兢，给谢国森连磕了三个响头说：“谢先生，传仁的父亲走得早，您积德，全家生活就靠他支撑……”，好话说那么多，谢国森翘起二郎腿，鼓起一双浓泡眼，恶狠狠地说：“老大不能去，就叫老二童传义去顶替吧！……”说完就溜了。

俗话说“手掌手背都是肉”，老二才刚完婚，叫他去还不是拿刀割母亲肉，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孤名小姓的童姓，在此地落了户，仍然像失去同伴的孤雁，又有谁来同情呢？过了几天，一个下午上中山乡来了两三个乡丁，扛着两支缺胳膊断腿汉造，拿了一根绳子，将二哥童传义五花大绑的抓走了，全家哭得更伤心，一连几天饭都没有吃。大哥向母亲诉说，有钱有势有五个儿子，他们出钱买通乡丁，乡丁为了完成任务，下乡抓“非丁”，看来在此地住不下去。于是，决定大哥、大嫂、二嫂、三哥、大姐五人搬到安陆县漳河村舅爷那里去住，母亲带着小姐和我到谢家湾去住。虽然在谢家湾住下，她不管天晴天阴下雨刮风，每天很早起床，煮点粥叫我们先吃，她独自一人跑回老屋（相隔一里多路）到湾前湾后看，是否有人偷了自家柴草，是否有人砍自家树林，最后到门前山岗上坐在父亲坟头上一把鼻子一把泪地哭诉：“孩儿爷你太狠心了，走得早，把一家人的生活担子交给我啦……。”

原来，这年冬给三哥圆房办喜事，结果将三哥过继给四舅爷他们做儿子了。

由于国民党军队残兵败将路过上、下中山乡丢了许多武器，上中山乡以石修武、谢民汉、芦奎门为首的“地头蛇”，以抗战为名成立了所谓的“团防局”，下中山乡以刘文轩、刘公振为头子的“地头蛇”，也借抗战为名成立了所谓“乡保队”，并且刻版印刷伪钞《白条》。

历来上下中山乡常常为水份、山界、联姻等等问题，过去是嘴巴打“文官司“，现在有了枪，就打起“武官司“。民间传出一首歌谣“文官司与武官司，都没有群众的好日子”。

一九三七年十月份，一次下中山乡队长刘公振趁秋天，有雾，鸡叫三遍，就带人去袭击仁和店团防局，结果被打败，在后撤的途中，恰巧两个嫂子回来有事，先将我的二嫂子和耕牛等抓走，因为二嫂是大栗树的人，请人保放回来了。仁和店团防局谢民汉贴身副官谢可宗追赶刘公振时，窜到芦家松林将大嫂侮辱了，大哥闻讯，他揣了一把鬼头大刀要与谢可宗拼个死话，经过母亲多次做安慰工作，大哥捶胸跺足的吞下了这一苦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抓去当壮丁的二哥童传义突然跑回来，这一喜讯给母亲全家人是一个很大安慰。二哥向家人诉说去回辛酸，那天将他送到宋河，第二天押送到京山，送到汉川，一路上吃不饱，连上厕所都有国民党士兵跟着，由于日寇军用飞机经常到汉口、汉川侦察，吓得国民党官兵各自逃命，二哥趁机逃出虎口，原住在舅爷家里哥嫂也回来了。一九三八年古历四月份正准备插秧时，保长谢国森又窜来了，他皮笑肉不笑的说：“幺姐，恭贺你呀!你老二童传义私自开了小差，上峰还在追查，还是我这个小弟，看在本乡本土面子上，给你瞒下来，不过为了打东洋兵，仁和店团防局还缺几个人，就叫你老二传义去吧……”，母亲听了，又是一阵大哭，听保长口气不去是不行的，仁和店离家近，苦命的二哥又到仁和店团防局当团丁去了。

一个中年丧夫的妇女经过上述一系列打击，终于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份病倒，她在临终以前，对家务作了种种安排，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我这个“老九”，跟哪个一块生活，在她看来：老大传仁脾气温和，于是，她再三叮嘱：“传仁呀，你是长子，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就靠你把她们拉扯大呀……”，接着又喊我：“金元，我死了你莫跟老二传义一块生活，他脾气爆燥，会经常打你的，你就跟老大传仁一块……一块生活。"说完后，就断了气。

最令人可怜的是被谢可宗侮辱过的大嫂子汪氏，整天闷闷不乐。在刚办完母亲丧事不久，她也跟着婆婆走了，接着又有两个侄儿女，也相继夭折了，左邻右舍暗地纷纷议论“姓童的今年一个月死了四个人，发了‘人瘟’?”。

自从公安寨战斗后，抗日烽火从石板河燃烧到了大山头，以石修武、谢民汉为首的团防局，被抗日武装冲垮了，在仁和店当团丁的二哥童传义也回家了，大哥童传仁为了报仇，经程教智介绍秘密的参加了地下党，一九三八年九月份正式脱产参加了京山抗日独立营，十一月十五日大姐出了嫁，新姐夫哥被石修武抓去当壮丁，他开了小差，被抓回去打死了。

一年前全家十一口人，现在只有五口人了，全家生活就落在二十三岁二哥二嫂肩上了。

第三章在死亡线上(之二)

俗话说：“长哥长嫂当爷娘”，原先准备跟着大哥生活、读书，现在都成了泡影了。母亲担心二哥脾气暴躁会打经常打我的，后来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

二哥童传义，他生于一九一六年，从小上过学读了几年书，他又不用心，上午老师讲的课，下午忘了，今天上的课第二天忘记了，于是父亲叫他小名“德海，你不愿意读书，就在家里学种田吧……”。

说起种田，他遵照古训：“三教九流固好，唯有种田为高。”他在父亲和大哥帮助带领下虽然年轻，学会了不少的农活本领，农活最难的莫过于耕种和整田下种。在日寇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引起了社会更大的动荡，在这种恶劣形势下，二十三岁二哥二嫂抚养小妹小弟真是操尽了心血，为了一家人生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来不休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九四一年大天旱，他引着十三岁小妹去吃“大户”(集体讨米)，一年四季锄头镰刀千担不离肩，一九四三年他患了九死一生“天花”疾病。在那个年代，连大米饭都没有吃的，还谈什么营养呢?在脸上结巴壳未脱落，他就开始劳动，所以使他破了相。由于过度超负荷劳动，使他得了痰火病(劳伤)经常吐血，即使这样，他仍然挑一百二三十斤柴火到仁和店、双合店、桑树店去卖，换一些萝卜、白菜、麻碗豆参着吃，“菜是三分粮，不吃饿断肠”。

我们家一年四季有野菜，什么“古牛蔸，麦油豌，锯子草，黄金叶，葛腾花”等等。

再说二嫂李X，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在芦家松林一带无论农活，还是针线活她都能拿得下来，她跟二哥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清早下田，很晚才收工，既要洗衣烧火，晚上还要缝缝补补，一忙到深夜，有时慢了一点还要挨二哥的打骂。一九四0年生了小孩未满月就下田劳动，使她患上了贫血症。

除了生产生活上艰难以外，另外，在政治上遭到多次沉重打击，一方面，驻坪坝国民党杂派队伍晏永宽、丁启国，仁和店，石方恒伪乡公所，驻马店，许友祥等国民党地方杂牌队伍今天下乡收款，明天下乡收税，还污篾我家是“新匪”和“共匪”家属，要我家拿银元放人，逼得把耕牛都卖了，才将二哥保回来。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将二哥抓去五六次进行严刑拷打，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特别使我难忘的，我的童年不是像现在小孩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坐在明亮的教室听老师上课，而我的金色童年是与放牛棍、砍柴刀、扫把、剜莱铲子等等工具一块度过的。由于过早的参加劳动，至今在我身上还留着当年刀伤的痕迹，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我已经十六岁开始上学，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这就是我的“学历”。

最使我伤心的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有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豺狼未吃掉”。一九四一年古历四月份正值插秧，一云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清早我睡得正香，二哥喊醒了我“金元，你快起床牵耕牛吃点露水草增腰，好耖田……。”我连忙起来揉了揉眼睛。牵着耕牛到没有人烟的孤山野凹，我骑在牛背上，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窜来三支豺狼围着牛转，谁知道我整天与耕牛打交道，动物通人性，牯牛停止吃草，也在打转转，不时摆动着锋利双角，高一阵低一阵，把我震醒，当我睁开双眼一看，豺狼想吃我，我拼命的喊“快点救命，快来打豺狼……”，喊声传到扯秧人群里，他们迅速拿起工具赶来，三头豺狼却不慌不忙夹着尾巴跑了。

第二次是“枪未打死。”一九四三年六月份，天气炎热，农里侄儿出“天花”，二嫂叫我到刘家港去买轿马（一种迷信品），当我回家走到黄家大凹时，遇到东山上是新四军，西山上是国民党军队，新四军怀疑我是国军探子，国军认为我是新四军的侦察员，双方都向我射击，在那种战争环境，我的胆也吓大了，我便顺势倒在地上，滚到平时耕牛困过水，又臭又骚的牛窝坑里，双方都认为我被打死了，停止了射击，双膝跪着地偷偷爬走了，奇迹般的免了一死。

第三次是吃“硝盐未烂死”，日寇侵占应城后，食盐为战略物资，严厉禁止向抗日根据地销售，如果抓到，一律杀头。在罗店大山头一带严重缺盐，抗日民主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也难以解决“盐荒”，后来发动民众铲硝土，用清水漂，再用锅熬，结果熬出来硝盐严重的缺碘，又极不卫生，特别是我吃了浑身上下长疥疮，用手抠到那里，烂到那里，有人建议用臭泥巴糊上，结果臭泥巴也被体温烤干后，土块掉了，血水直流，几乎被烂死，后来停止食用这种硝盐，才保住了性命。

第四次“水未淹死”。一九四四年古历四月份快插秧了，二哥忙整田，一天他叫我挑三、四十斤劈柴到仁和店去卖，顺便买一些菜回来好过忙月。这一天下着麻纷细雨，路上很滑，我挑着柴火走到芦富湾时，遇到三个喝醉的乡丁，有的嘴叨着香烟，有的歪戴军帽哼着小曲，他们嫌我让路慢了，把我一推，连人带柴推倒路边一个深堰塘里，由于我是一个“旱鸭子”，连喝了几口水，拼命的喊“快救命啊！”旁边耖田的大叔将我和柴打捞起来，我双膝跪在地上向他磕了三个响头。

第五次“患疟疾没有死”。旧社会偏辟乡村，不仅缺医少药，日常生活极不讲究，碰到什么吃什么，喝生水，厕所、牛屋、猪屋和人混在一起，到热天蚊虫成群叮了人后，就患疟疾。一九四四年七月份，我打皮寒（疟疾），每天中午就发高烧，口渴了到堰塘和田沟喝了冷水，仍坚持割稻谷。中午二哥二嫂回去吃饭，我倒田里睡，天上火辣辣太阳晒，地上热气蒸，人瘦得如柴，也无钱看病，二哥看我割谷没有劲，便说金元：你去放牛去吧？结果同湾有个叫尚明忠的邻居赶集买了几粒奎灵我吃了，才慢慢才保住性命。

第四章决定命运的契机

为了躲避国民党抽壮丁，一九四七年十月份，在舅爷的主持下，大哥二哥分了家，各立门户，单独起火。到了古历冬月初四，二嫂生了小孩（即现在童世雄）。冬月初六，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挑着从安陆桑树店贩买四、五十斤白萝卜到仁和店去卖，顺便买点红糖、油面、油条给二嫂补补身子。当买主与我讨价还价时，忽然街上一阵骚动，仿佛像抗战时期发“妖风”、“炸了集”一样。赶集的人有的往南跑，有的往北跑。这时，四五个身穿短棉衣的年轻人，腰别手枪，大声喊到：“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也不要跑了，我们是当年的新四军……”，听说是当年的新四军，有几个街坊从屋里抬出两张桌子放在街心，让这几个人讲演：“后续部队朝宋河方向挺进。”

原来是刘邓大军南下了，一时间，赶集人回家报告消息，乡下人又跑到街上探个虚实。我回来告诉大哥，他听说新四军南下了，马上到了仁和店，迅速找到了曾经当过京（山）安（陆）中心县委书记黄民伟（当时鄂中地委组织部长），汇报了他自己的情况，黄民伟同志写了一封信任命他到坪坝区任区长。

不久，南下工作队队长马新年（原在沙洋改农场工作）到我们黄谢姚开辟开作，他召开各种会议大力宣传“打过长江去，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等革命道理，紧接着进行扎根串联，成立以青年人为骨干的“翻身队“。我也报名参加了“翻身队“，每天晚上打更放哨。

正当我们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九四八年古历正月份，驻汉口的国民党军队深入京（山）安（陆）应（城）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一时间，不少伪乡公所、“还乡团”，纷纷回来搞暗杀，使得刚成立不久的“贫农团”与“翻身队”有家不能归。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好消息，国民党扫荡部队已撤回汉口，江汉军区独立旅和其他部队攻打安陆县，我们附近村几个年轻人徐汉清、李银安，还有大栗树的李祥国和我一起四人走了四、五十里路，到安陆县去找当区长的大哥，当我们到达安陆县木梓树，碰到了当年从随县童家老湾一块逃难的同族。他们听说我是京山县大山头姓童的，问了我的祖父和父亲姓名后，非常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烧火做饭给我们吃，还留在此过夜。第二天，进了安陆县城，也没有找到大哥人，于是，我们仍不死心，顺安陆西边到团神庙，雷公店，转到随县六合店，也没有找到，只好回家。后来听说大哥驻在安陆双合店，由于从小失去母爱，我想当兵的思想并没有放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我和同湾的青年人徐汉清走了十八华里到了双合店刘家大湾，第二天大哥回到区里，我向他诉说经过，并要求他给我补个名子(报名)。

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坪坝、罗店两区当通信员。一次大哥跟我讲“传智，你老跟着我一块工作，没有多太前途。”当时，我不明白什么“前头”与“后头”……他又说要把我调部队当号兵怎么样?……我要当“演戏的兵”。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份，机会来了，江汉军区二分区要成立文工队，他接到县的通知，问我：“你去不去呢?……”我看过抗日时期新四军文工队演过戏，于是回答“愿意去。”就这样调到了二分区文工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离开区的时候，大哥送了两里路，千嘱咐，万叮嘱说：“你虽然没有文化，但你有副嗓子，又会唱许多民歌、小调，也许会对宣传工作有作用。”分手时，给了七块银洋作路费。到了驻坪坝晏家大湾京(山)安(陆)县政府，第二天派了两名战士押送了一个犯了错误的排长，我和张某某一块到了文工队。因下雨走了两天才到三阳区高枧乡，当时鄂中地委、分区等机关都驻在这里，按规定由地方政府介绍到部队人都要经过地委组织部，恰巧，我和小张到了李家大湾，接待正是鄂中地委组织长黄民伟司志，他听说我们是京山县大山头的人，他非常热情，并说：“你们愿意到分区文工队?“

“是的。”

“那好。”

就写了一封信，叫通讯员把我俩送到郭家湾二分区政治部组织科，接待我们的就是原湖北省政协主席沈因洛同志(当时是二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这位苏北地区沈科长非常平易近人，热情问我们是哪的人，多大年纪，读了多少年书，家里有几口人，请不请伙计（长工），我们回答不请。实际上他对我们进行政治审查。他也写了一封信，叫通讯员将我们两人送到二分区政治部宣传科，接待我的是政治部宣传科长名叫鲁夫。说起科长，有一段笑话，他是湖北宜昌人，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长一脸络腮胡子，所以人们暗地叫他“大胡子’’科长，他看见了我和小张(因为小张左眼是个残疾)，又看了看沈科长的信，“你们想到文工队工作吗?”

“是的!”

“你们是什么学校毕业呢?……”

学历比我高的小张抢先回答：“我读了五年书”。

“啊，五年，相当于高小。"

我不等他问，我连忙回答“我上过了三个月学。”

“哦，你只上了三个月学?"

“是的。”

这时，我怕他嫌我是文盲，不收我，我赶忙把自己苦难家史和辛酸的童年简单的向他诉说了一遍，他听得很认真，看样子很同情，于是，他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他考虑到文工队是宣传工作的，如果没有文化，又怎么行呢?这时，他见到桌上有一张用腊光纸刻印的“江汉行署临时布告”时，拿来叫我读给他听，顿时，我急得满头大汗，只好硬着头皮，八个字念对了七个字。

大胡子”科长到底是搞宣传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又问：“你在家做么事?”

我不加思索的回答“种田、打土块，放牛，砍柴割草……”。

“你放牛，会不会唱‘民歌’?”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民歌”与“官歌”，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大哥叮嘱“你会唱山歌与小调，也许会对宣传工作有用……”，回答他“我只会唱山歌和小调。”这一下子，正中他的心意，他连忙笑着说“你唱给我听听……”。我想，我五六岁起就跟着大人和插秧的嫂子们、放牛的小孩等人学会不少的山歌与小调，我便来了个灶里捞粑粑——赶熟的捞。

开始我唱了一首反映放牛娃骑在牛背上骂架的山歌，题目是《日头出来绿缘》，其歌词是：“日头(即太阳)出来，绿绿茵罗，出个对子考重孙，如果重孙答不倒，你姐姐跟人跑，……”。“

“大胡子”科长说：“好听，好听，如果把歌词改动下，就更好了……”，接着，他又叫我唱一首情歌，我看他那种高兴的样子，胆子也大起来了，便唱了一首《十恨》的情歌：

一恨老爹娘，

你做事无主张，

女儿长了这么长，

你还不打嫁妆。

二恨老公婆，

你做事大有错，

男大女大都相合，

还不把酒喝。

三恨做媒的，

为么事得罪了你，

娘婆二家全靠你，

还不把媒提……

“大胡子”科长听了哈哈大笑，连声称赞，“这是一首青年男女相爱的情歌，这正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我见他高兴的样子，问道：“还唱不唱呢?”他回答，好了，以后再听你唱呢?同意你们到文工队工作。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鬼今后要努力学习文化……”，这大概是对我一种特殊考试满意的表示。

文工队，只有十八、九人，没有女队员，指导员叫任亚平，副队长叫肖琴(洋学生)，没有女兵，全是清一色的和尚队，驻在山沟，抬头见山，出门爬坡，有时到宋河买不到菜，我们趁下雨到山上拣地衣参到豆渣当菜咽(打的豆腐给荆(门)当(阳)战役抓的俘虏吃了)。

文工队一日三餐，早晨，不是出操，就是上山练“l、2、3、4、5、6、7”音乐，上午学习政治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下午学业务，上乐理课，学习歌曲等等，吃了晚饭后，集合到禾场扭秧歌和做游戏，这里有趣的是每人发了两副绑腿，出身洋学生队员，他们不会打，打紧了血脉不活，腿疼，打松了一走就散了，为此事，他(她)暗里不知道哭了多少鼻子，我们这些出身农家子弟觉得过很开心。但是，也发生一些事情，如同我一块入伍的小张，一次他的母亲来看他，过了几天，在返回去，指导员说：“小童，你陪小张送一下他的母亲。”我们送了一两里路，在分手时，她们母子却难舍难分互相都哭起来，母亲拉着小张的手说：“儿呀，跟我一块回家吧?……”而我却死死的把小张拉回部队，并说“指导员叫我们一块送你母亲，而没有叫你跟母亲一块回老家，况且，我们一块入的伍……你一定要回家，转去跟指导员讲好了，再走……”就这样，他母亲才松手，我回队将上述事向指导员作了汇报，小张受到了批评，而指导员却表扬我为巩固部队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又陆续调来了十个男女新队员，文工队领导通过练音、扭秧歌、做游戏逐渐掌握每个队员特长，开始排练一些小节目如《一朵红花》、《亲亲热热》、《兄妹开荒》、《王克勤班》等，正准备为部队和群众演出，这时，我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国民党驻武汉白崇禧部出动重兵到江汉地区纵深进行残酷的扫荡，军民全力投入了反扫荡斗争，在一两个月里随着敌情而变化，敌人在山区，我们到湖区，有时，我们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与敌人斗圈子。

由于我身体弱，加上双脚脚后跟冻烂了，长时期行军，终于病倒了，每天靠喝米汤行军过日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份，从多宝湾到钟祥长滩铺为起义官兵演完了戏，准备休息时，忽然传来了分区首长紧急指示，要文工队连夜急行军赶到钟祥县北面客店坡左家拐为分区卫生所伤病员作慰问演出，指导员任亚平同志和两个组长和我谈话。指导员讲“小童这些日子你病得不轻……今晚上要我们文工队强行军连夜到左拐去，天气又这么冷还下着小雨，我们研究决定把你留下来……”，我听说“把我留下来”，急忙问：“放在那里?”指导员讲“老百姓生活也很苦，准备把你放保长家养病”，一听说“保长”我连忙坐起来，说“指导员，我家里多次被保长整过。”边说边哭，表示“我死也不离开部队。”指导员和两位听了也流出同情眼泪，这时，随县藉大学生组长说：“指导员，把小童行李分给我们背……。”指导员含着热泪说：“小童，好同志，你就坚持跟部队拖吧……”，随后，乔林同志发扬了阶级友爱，原先买的准备吃的四个锅奎塞到我的手里，使我热泪盈眶，这件感人肺腑事使我终身难忘。

于是，我们踏着泥泞路滑的开始行军了，由于向导迷失道路，部队边走边停，我就站着打瞌睡，而且睡得很香，当前面有了动静，后面同志推醒我“走……走”。走了七十里到了客店坡时，据说到左家拐，还有十五里，这时我几乎要哭了，一双脚仿佛不是自己的，硬拿不动，还是两位好心的组长乔林、陈光益两人把我架住走到目的的，看到欢迎我们的伤病员，顿时像服了一副清凉剂，在卫生所演出时，也顺叫医生给我看了病，给了擦冻伤的药，病情逐渐好转多。

一九四九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伟大胜利，又和平解放了文明古都北平，驻武汉国民党的白崇禧之流，为了保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将原来窜到江汉地区进行扫荡的部队收缩到武汉。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武汉外围县城——汉川，仍盘踞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二分区司令李学先、政治部主任吴杰首长亲自率领分区警卫营的一个连官兵和文工队，到应城长江埠慰问即将攻打汉川的作战部队，集合了近千部队围成一个“品”字型，坐下准备听首长讲话，忽然从前线传来紧急号声，从武汉起飞国民党几架侦察机，战斗机“嗡嗡嗡”窜来了，好在，我们事先都做柳条帽，立马卧倒在地，有青苗作掩护，敌机打了一阵机枪，便逃走了。谁知这时候忽然从部队爬出一个瘦得像猴的人，手握锋利匕首准备刺杀首长时，被首长身边警卫战士抓获。经审查，这家伙是去年荆(门)一当(阳)战役中混进来的特务，广大官兵为首长安全捏了一把汗，而司令、主任不约而同地说“你们看，他们(指敌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配合得多好。”

第二次解放汉川，一天晚上，我们正为作战部队和城内居民演了大型歌剧《血泪仇》，其中有一段剧情反映一名特务深入解放区准备行刺，他唱着：“人人都说我是医生，我这个医生要人的命……”

由于广大观众被剧情情节紧紧吸住，谁知道一名真特务早就混入场内，当戏演在高潮，他再也按捺不住复仇心理，掏出一枚特制手榴弹准备往台上投掷，被警卫战士将人抓住，把手榴弹抛出场外爆炸了，这时广场上响起一阵抓特务怒吼声。

从汉川返回应城时，传达了我们二分区划为荆州分区，一天文工队党员组长(武汉人)陈杰同志拿着一本印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小册子，他读给我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当时，我既听不懂这些大道理，又不知道陈组长为什么念给我听，他还说：你想不想参加共产党呢?我回答：“陈组长，让我想想一再说吧……”，他笑着说：“好吧!"正忙于准备随二野等大军一块进军荆(州)沙(市)，就搁下来直到一九五0年六月十一日才办理了入党手续，入党介绍人除了已升为指导员的陈杰同志外，还有队长吴兴忠同志。

再说学文化，无论在战争环境还是进城以后，在乔林、胡语樵等同志手把手教，他们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象形字用法，如篇、编、匾、偏等，另外要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什么“日记”，完全记的流水帐似的，即使在紧张反扫荡的行军，他们每天督促我坚持学习半个小时的生字。一九四九年年底，经过验收，说我能识多字，基本上脱盲了，这时文工队队长吴兴忠为了鼓励我，叫我唱的民歌、歇后语、农谚、庄家话，整理出来请人帮助改，我写了四、五十首，还写了不少的打油诗、顺口溜等上百首，特别是唱的民歌，由大学生队员银力康边听边录谱，修改填上新词，在当时《长江歌声》刊物上发了二十多首(篇)。一九五O年《长江日报》附刊上发了我的处女作《穷人无年》，这年冬天湖北军区《子弟兵报》又发表了《抗美援朝》小放牛歌剧，不久《湖北文艺》期刊发表我整理的《劝郎不要玩赌博》等民歌作品。

第五章新的战线

一九五一年三月调到湖北省军区司令部，任机训队为部队培养译电员。学习了六个月毕业，分在司令部机要处，因为文化程度低，不适应这项工作。一九五二年四月份部队进行整编时，将我调回荆州分区，干部科干事韩登奎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是到天门，还是回你故乡京山?”我表示就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吧!被任命京山县三阳区(当时称五区)人武部政治干事，(一九五六年前，区这一级人武部都是现役军人)，三阳区人武部只有一名非党参谋叫项立雄同志，从此，在这条新战线一干就干了二十九年。

说起武装战线，它是人民军队体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打败蒋介石，除党的正确领导、统一战线、就是靠的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民兵游击队三结合体制，保证新的兵源不断的补充到部队。

二十九年来，我先后在三阳、坪坝、石龙、永隆区任过武装助理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O年又任五三人民公社武装部专职副部长(当时将太子山、石龙水库、石龙区永隆都划归五三人民公社)，记得一九五四年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兵役法，把过去长期使用动员制与征集制相结合，在工作方法上，不简单的从事。一方面广大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拥护党的方针、有政策觉悟。另一方面少数人怕出钱，特别怕出人，如兵役等等，为了取得经验，一九五五年县首次征兵，在城关区(现在惠亭区)窑河乡为试点，城关区副区长詹昌炎，县民政局副局长王兴龙、县人武部赵荷、刘继成和我五人组成征兵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召开党支部会、村干部会、贫下中农协会，大力宣传新兵役法，明确指出“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通过调查摸底，按规定独子不征，唯一劳动力不征和缓征，经过几个回合的思想发动，适时召开青年民兵大会，反复宣传征兵伟大意义，方针政策，动员适龄青年报名，根据我们掌握的应征对象，基本上都报了名，还出现了父母替儿子、妻子替丈夫报名的高潮，没有出现自杀制残的现象发生。

如何保证新兵政治质量，这也是征兵的一个大问题。

一九五八年冬季征兵，当时上级分给京山有四百名的任务，县里又分给五三人民公社两百七十人，人武部只去了三个人，一个方代荣管后勤(已故)，另一是刘得胜同志(管医生)。面对五三农场来自全国九省十五个县的农工，这一复杂情况，我们及时将中央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制定政治审查的条件向总场党委及各分场领导作了认真传达学习，建议他们对凡是身体符合条件，政治上不够了解的，汇同公安局五三分局及时去信询问当地派出所索取证明材料，并建议当地派出所写出可征与不可征的信件，这就保证新兵政治质量，二百七十人中，从五三农场征了九十多人，没有发现因政治原因而退兵。

无论是过去动员制，还是现在的兵役制都要善于抓先进典型。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时期，上级在荆州地区组建暂编十三团，当时县里分到三阳区任务未完成县委、县人武部督促完成任务，十月的一天，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区委要我火速赶到五桐乡，当我到达时天已黑了，看至禾场上火把、手电、灯笼亮成一片，原来是西河、五桐、高枧三个乡80多名18—40岁民兵，还有不少看热闹群众，五桐乡武装委员田成祖和西河乡乡长曾志大打着电灯照着让我目测，最后，挑选了18—35岁的15人，作为送县检查身体，其中西河乡有一名姓曾的今年三月复员的，这次听说美帝国主义还拒绝和平谈判，他义愤填膺的报了名，他未婚妻从她家里拿了一双新鞋子送给小曾。我带领这十五人翻山越岭走了五十里赶到县里，按时完成任务，为此，我写了《重返部队》的通讯，受到区委和县人武部领导表扬。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我和陈永吉同志(已转业到县民政局)到永隆区去了解征兵后的善后工作，在区里就听到合作乡华丰村，去年冬季征兵中出现的一件新鲜事。我们赶到合作乡找到了去年冬季具体管征兵的乡团委书记雷加发同志，他详细汇报了这件事原委：

去年冬季征兵中，应征对象十九岁，共青团员刘德刚和十八岁女青年共青团员柳以秀是一对恋人，刘德刚主动报了名，未婚妻柳以秀热情支持，这件事传到男方家，刘德刚父母亲怕小柳变心，直接影响刘德刚的决心，女方柳以秀父母有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思想，雷加发同志了解这一情况，找了几个平时跟小柳关系很好的女青年亲自找小柳做工作，并劝她冲破旧的习俗，大大方方主动到刘德刚家里去表态，结果小柳亲自到未婚公婆家里当场表示“伯母，你们两位老人放心，我和德刚的事，他当多长时间兵，我……保证等他，永不变心。”刘德刚的父母笑哈哈说：“小柳，我们听你的!”并为未过门的媳妇下了一碗热腾腾油面鸡蛋。于是我被这件新鲜事所感动，又写了《我永远等着你》的通讯，后来传到刘德刚所在部队，成为广大官兵的美谈。十三年后，一九六九年春刘德刚集体转业，夫妻双方到了江汉油田参加石油会战。

在人民武装战线上，有极少数同志说什么民兵工作三大件“征兵整组和训练”，上级每年将人武干部召到分区搞一次集训，宣讲民兵工作与地方党委中心工作关系，除了抓好民兵工作外，还要做好农村工作，土改复查后，全党中心是搞好农业合作化，同时，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并且反复强调每个下乡干部都要与群众搞好“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当时是考核每个干部标准之一。

一九五三年四月份，我在坪坝区任区人武部政治干事，区委指定我为组长，带两名湖北革大毕业生(一男是石龙章，一女付品芳)，县里也抽了一名年轻女同志吴需秀等三人到槐树乡程家畈村住队，乡党支部叫我们住贫农成份土改根子女党员丁英家里，这个住户她年近三十四五岁，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有些作难，从闲谈中了解了她身世，她丈夫姓程，年纪三十四五岁，人很诚实，是残疾，她们订亲，是双方父亲在酒席上订的娃娃亲，十六岁嫁过来生两女一男，全家五口人，全靠丁英一个人劳动，小孩最大的只十三岁，丈夫只能做小事，如打要子，搓绳子、推磨等等简单活，“为么事作难，她的口粮不够吃……”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临时凑了一些钱，到槐树街上买了几十斤大米贴着吃(五三年上半年还未实行统购)，熬到麦子黄，同时要她引我们去看她分的一石五斗田在哪里，经过检查，名义上是水田，实质是沙土田(靠漳河)关不住水，一口堰，也没有水，这堰口也没有刹住，下秧就成了大问题。我出身农村，从小跟着大人一块劳动，知道“只有一夜雨，没有一夜秧”的道理。

几天后的半夜，天气突然变化，又是打雷，又是扯闪，阵阵大雨下个不停，我连忙起床，穿上蓑衣，挽了一大把稻草把子，扛上锹，踏泥泞路滑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丁英分的那口堰塘，几方面水哗哗向堰塘流，我用稻草和泥巴把堰口塞住，约莫搞了三、四十分钟，全身被雨水淋得透湿，当我拖着疲惫身子回到家，天刚蒙蒙亮。这时候丁英到处找蓑衣准备去堵堰口，她见我全身透湿，“童干事，你到那里去了的?……”我说：“丁姐你不去了，我已经堵好了。”她看到此情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后来区委在干部会上进行了表扬，还发了通报，当年县委开扩干会时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发了一个笔记本。

另一次，我在石龙区工作，一九五八年正准备整大田插秧时，天久无雨，听群众说五三农场北边山上一个叫“白龙观”溶洞里有水，一天，区委副书记陈宗新和我带上八个民兵上山下洞探个究竟，七八个民兵都不敢下去，我说：“我下去吧。”这时大伙把随带的绳子和绑腿解下来，捆住我腰，我一支手拿手枪另一支手拿电灯，上面慢慢放，顺溶洞慢慢下，接着大伙陆续都下去了，这个熔洞大约有十多米深，满洞除了蝙蝠外，原来是一个干洞，还意外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洞内有灯盏，还有油烧过火的火灰，我分析可能是沙洋劳改犯人逃跑路过此地，藏了身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高潮，我所在永隆区在城关左家龙建起了洋高炉，一天，天气下毛毛雨，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团长(即原来区长)邓以银对我说“童部长，请你出马，到惠亭郭家冲去摧木炭，不然炉子就停火了……”，我二话没有说，别着手枪，拿电灯，冒雨翻过现在空山洞山岭“虎牙头”。这里周围没有人烟，说起不怕，实际就既怕遇坏人，又怕遇豺狼虎豹，吓得人毛骨悚然。这一年，年终总结时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并荣获奖章一枚。

说起干部，群众并不看你是什么官、什么长，而是看你能不能为他们办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我记得一九六五年三月份在沙市郊区农场砖桥分场，七一生产队搞四清(这里生产蔬菜瓜果供应沙市)，进村半个多月后，利用机会我洗了一个澡，顺便把衣服也洗了，拿到湖里透透(也叫清)，看见几名妇女在洗菜和透衣服，这时，有两三名男社员撑着木船靠了岸，原来他们从沙市拖大粪回来，也在这里起粪，他们边起粪边舀水冲洗木船，每次从湖里舀水就漂起一层大粪，我看见了打了一惊，就问那个女社员：“你们吃水，也是用这湖水吗?”她们面带忧愁：“不吃这湖里水，吃哪里水呢?我们这里既无堰塘，又无河流和井……”我的妈呀?这湖是个死水湖，难怪进村摸劳力情况时说：有四五名妇女在岑河区治血吸虫，听了，我心里很不平静，这不卫生的水，不仅危害我们临时工作人的健康，更严重危害这里群众健康，不从根本解决水的问题，光注重治，不注重防，等于零。我想起了毛主席关于《送瘟神》的伟大诗篇，发表到现在已有七年了，还没有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另外还想起了一九五八年沙市市被评为“全国无蚊虫卫生城市”，从这里一看，有些逊色。我除了向分场组长文斌同志汇报，还专门到总场向工作队队长汪履中同志(京山县委办公室主任)汇了报。汪队长亲自来检查，他找总场要了一千元经费支持我们打井。把钱拿到手，及时召开社员大会，由大伙推荐，五名社员中(其中有三名是复员军人)成立由靖中庆为组长专班，吃住都在工地，由于无经验，这里是沙地没有粘性，开始，开口挖小了，上午挖、下午垮，白天挖。晚上垮，我们召集老农参谋会，他们建议将开口扩大一倍，就不会垮了，挖了十七米深，也没有垮，这一建议果然生效，日夜施工十天时间就建成，这一口井供40多户—人饮水问题。打井人提议写上“四清大井”字，用消毒剂撒到井中沉淀几天，再经过化验达到饮水标准。于是召开大会，附近生产队也派代表来了，总场领导都来参加会议，总场场长说：“感谢工作组为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汪队长说“希望总场领导今后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第六章在“动乱”文革岁月中

为了稳定全国形势，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分区抽了我们县人武部参谋陈盛赋、干事彭文彬三人、我任军代表组长，当时叫“两支两军”，实际做稳定工作，首先在分区集训了两三天，就分到两三万人的潜江县周矶农场，它地处江汉油田腹地，油田有两派，也直接造成农场两派，我们十一月十八日进场后，一派说“他们”七·二0受压，要我们支持他们，把所谓“保守组织取缔”。另一派指责对方：“他们是靠打砸抢起家的……”。我们坚持一条“不表态”。这时候，医院、车队、供销社干部职工，他们晚上向我们纷纷反映情况，如干部问题等。最后，医院一名勤杂工，有人说他撕掉了毛主席语录当手纸用，是现行反革命，“7·20”后被造反派私设公堂整死了，于是，医院召开座谈会，又个别找死者家属进行调查，这名河南女勤杂工有几分姿色，二十四五岁，已婚，婚后生一小孩，医院做临时勤杂工，她见我们直哭，说“冤枉”，要我们为她丈夫伸冤……，我们说：“你要我们为你丈夫伸冤，就要对我们说实话……”，她含着泪低着头说：“医院×××(忘记了名字)多次侮辱我，一天天快黑了，这个色狼趁我丈夫不在家，再次调戏我，我不从，他从小孩摇窝内拿起一本语录撕了几页，便栽赃是我丈夫反对毛主席，而撕去当手纸……。”我们又问为什么不向场部汇报呢。“告状，告不进去!"她说：“场里有他的人!”“是谁?”“就是那个孝感人张少全……”，听到这些情况，我们一惊，及时叫女方写了检举材料。

医院的那个家伙就是私设公堂整死人的凶手，他们俩人都是孝感人，凶手一九六三年入伍，一九六八年复员，同年八月份被充实到公检法，分配到潜江周矾农场，通过张少全关系将医院作保卫工作，这个色狼就起了霸占的野心，开始女方坚决不从，俗话说：“烈女怕缠夫”，色狼又是恐吓，又是金钱，终于使女方逼上了勾。久而久之，导演了这场悲剧，我们找了张少全谈话，要他说说这个案件，以及他对此案应负责任，他在铁证如山面前，承认犯有严重错误，我们认真写了综合报告，送交潜江军管小组，经批准，将×××逮捕，据说判了二十年徒刑。据此，不仅教育了广大干部和职工，而且也震慑了少数坏人。原来誓不两立两派逐渐增强团结，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迎接“九大”顺利召开。有人反映，住在湖边上河南民工队在平整土地挖出了一罐“袁大头”银洋，有人主张私分，我们了解情况后，要他们如数送来，经三方代表清点整整四佰块，一起送潜江银行并开了收据。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在分区召开的稳定局势会上作了典型介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我又被抽到湖北省第三监狱做稳定工作，当时，这个军代表小组共有四人，组长是荆门县人武部副部长魏言堂管全面，我是副组长管政工，还有两个参谋，一个是公安县人武部李日明，管犯人生产(监狱内设有：纺线、织布、翻沙、锻造、木工、缝纫等车间)，另一个参谋是分区派来的，负责抓生活(种蔬菜)生产。

在我们进驻后，通过召开各种会议，了解情况，又找了转业不久任监狱副政委原沙市人武部政工科长徐福生(京山人)同志坐谈，原来这个单位管理干部职工，百分之九十五的是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在“文革”中分成了造反、保守两派，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敢说、敢干、不隐瞒政治观点。一次负责地区公检法三家实行军管分区副参谋长胡安华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研究迅速侦破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荆沙地区两派在荆州东门发生武斗事件真相，我们在单位召开小型坐谈会，其中，有管理干部曾×(洪湖人)，另一个是干部孔×(钟祥人)，还有个袁×(江陵人)，他们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荆沙地区”“文革”期间有十大造反司令，其中有第九位司令就在监狱内，此人叫袁亮，山东高邮县人，转业分来的，他原任部队连级干部，转业在这里只是个一般办事员，有怀才不遇，趁“文革”动乱中想大捞一把，听说沙市造派要攻荆州，他叫人到荆州城东门城墙上看了现场，绘制了作战地图，当八月三十一日沙市市学生、工人冲到桥头，袁亮带了三十多人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在听到对方高喊冲啊……杀呀……，墙上机枪响了，当场打伤×人，打死×人，造成了著名的荆沙地区“八·三一”流血事件，在人证物证面前，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九司令”终于低头认罪，经批准逮捕判了二十年徒刑。

一九七0年三月份，原荆州军分区朱俊功司令已升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不久，他回荆州地区革委会任主任，兼分区党委书记，我曾经在分区工作多次跟他下乡，他对我比较了解，他认为我农村工作比较熟，他建议把我从三监狱抽到地区粮食局任军代表，不久又任命我为粮食局党委书记。说起荆州，历来就有“大荆州”之称，当时管辖十三县市，人口上千万，田上千万亩，当时每年产粮70—80亿斤，产棉花多万担，每年统购15一16亿斤，不仅是湖北粮仓，也是中国的著名商品粮基地之一。原来地区粮食局五、六十人，“文革”中分成了几派，党的“九大”后一部分人调走了，另一部分住“五七”干校，留在原单位只有十七人，机关内部设有财务、购销、政工、加工调运等股室，平均一股室一至三人。遵照毛主席关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的指示，虚心向他们学习，迅速进入角色，粮食局同志热情向我介绍粮食工作方针即：“产留购销，调加保存”，特别是在粮食局系统工作的几位分区干部家属，王德清、白美华同志以及原粮食局政治处主任余家金同志多次向我介绍“文革”中干部职工思想状况。一是“支过派”的领导干部曾主管业务的付局长，人们称他是“业务精”不关心政治，“文革”中，他竟站在造反派一边，怕军代表来了整他；二是出身成份不好的查历史旧帐；还有原来犯了一些小小毛病的人怕调出去。

针对上述情况分别召开党员会、支委会做过细思想政治工作。对出身不好同志，明确提出：“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对所谓“站队站错的领导和干部”号召他们把问题讲清楚，也不必过多的追究个人责任，怡逢这时中央下发了“批陈整风”文件，我们因势利导，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文件，进一步的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央方针路线上来，对长期下乡的干部利用节假日，我和支部同志深入到家里走访，有时打电话通知他们回来与家人团聚，在这点上使他们深受感动。在当时全国掀起学现代戏，演现代戏的高潮，粮食局17人中除少数人外，其它绝大部分会唱，有几次晚上地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分管财贸李海忠，革委会付主任主管财贸的齐树勋等领导到粮食局巡视，看见我我们在学唱现代戏，他们也跟着一块学。由于充分运用部队政治工作经验，使粮食局内部呈现出生龙活虎的政治局面，一九七0年年底在地直机关(原行署)干部职工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致将粮食局评为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先进军代表出席了地区、分区、省革委会、省军区联合召开积代会，受到各级领导的亲切接见。

在当军代表期间做好稳定工作外，我和局的干部多次到十三个县市，部分乡镇对生产形势进行调查研究，估产测算，做到心有数，同时，对粮食销售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如先后深入潜江油田“两厂”和荆门炼油厂，针对不同的工种，劳动强弱的粮食指标定量问题，偏低的升起来，偏高了的降下去。

这里最令人难以忘的，一九七二年冬，全地区各科局军代表都撤回部队，唯独天门县人武部副政委刘想智、仙桃市人武部政工科长向世清和我都被留下来了，地委和分区联合研究地委并正式下发了任命通知，我被任命地区粮食局第一副局长党组第一付书记。由于我入伍以来长期在部队工作生活，对部队有特殊感情，舍不得脱掉军衣服，加之爱人三个小孩在京山，我向分区领导请求最后同意回部队，一九七三年四月份回到京山人武部。

第七章脱掉军服后

回到部队后又工作了八年，由于年纪大了，不适应部队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份领导找我谈话，“是休息?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呢?我说：“先让我考虑一下，征求爱人小孩意见，再答复组织吧。”家属说：“你一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过早休息不好，还是转业吧!”过了几天，回答组织，一九七九年正值春旱，县委将我抽到高关水库管放水的，从高关抽水一直放到邓李，途经宋河、罗店，长达九十华里，我们放水工作组住在宋河合兴肖家沟，检查放水测流量，在合兴鲁班堰由于泥滑倒在地上将右腿“踝丝”骨折断（评残定为七级），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才报道上班。开始任县文教卫生办公室付主任，文办有一名副主任李成义同志，他长期抽出去搞中心工作，还有秘书，两个办事员，管理单位文教局(文化局未分开)、卫生局、计生委、体委。

上班后遇到有一件事，即县政府门口实验小学一千六百平方米十四个班，上下两层土木结构的教室，由于学生常年累月蹦呀跳呀，县安全部门检查成了危楼，立即停止使用。县委常委主管文教的副县长黄世泽同志说：集资盖新楼房先由文办和文教局研究一个具体方案。根据中央和省里有关文件集资主要由财贸、工交等系统承担，开始起草收费文件，有个别领导胆小规定每个学生收五十元(不由学生出钱，落实到单位)，我看后说服这位领导同意将五十元改为一百元。还下发了具体集资收费细则，每个战线两个人，到单位去收，单独立帐，专款专用。由于县委、县政府重视，特别是县政府办公室督办，在一年半共集资二十万元，文教局挤出了十万元，总计叁拾万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建起了一栋共五层，二千二百平米的教学大楼，可以容纳0名1-6年级学生，极大的改变教学条件，受到省、地教育部门一致好评。

一九八三年随着机构改革文办撤销，我被县委任命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实际上没有主任)党组副书记，在这个单位工作不长，因右腿负过伤，加之年纪大，不适应政府部门工作，我向县委主动提出辞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县委又研究任命我为政府办公室调研究员，县老龄委副主任，兼老龄办公室主任，先协助县政府顾问(原副县长)周克强、后协助副县级调研员林先觉同志抓全县老龄工作，我在这新岗位上和县老龄办的熊绍美、吴想芝、李烈军、马修云同志深入各区镇，调查摸底，全县六十岁老人现状(全县一九八六年六十岁为五万八千多人)，总结了“老有所为”，还继续发挥余热的杨厚发等十五个不同类型，然后请县电视台摄影师到现场摄成电视剧，取名叫《夕阳颂》，配生动解说词和优美动听音乐播放后，不仅受到老年人好评，还被蕲春县老龄委前来复制播放。特别是县老龄委直接抓的钓鱼、花卉盆景，老年书法，网球等等，不仅在荆州地区小有名气，而且在中南五省都都出了名，省地两次在京山召开了现场会，关于农村养老和老有所为事迹突出，参加了中央老龄委在山东维坊市召开的交流会上作了介绍。

县委书记张依忠同志高度评价是老龄委所做工作，极大的提高我县知名度。

对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一是要认真做好。一九八三年县文教局副局长陈华国同志引来了武汉大学某系两名老师来京山县调查，这次考入武汉大学的一名学生，经复检右膀有点萎缩，是不是家长与医生联合作弊搞的，我听完后，就问：这名考生各科成绩是否合格?他们回答：“语文数理化等科目都合格!”接着我问：“陈局长，这名考生是那里人?”回答是种畜场一名职工儿子。

他们又专程到种畜场调查，据家长和群众反映，这小孩从小患过小儿麻痹症，他们恍然大悟，我说：“有点残疾，也不能剥夺他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不调查研究往往一句话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啊”。他们听了表示歉意。

另外，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午正准备下班回家吃饭，忽然一五十多岁上访老乡到办公室门口双膝跪在我面前：“县太爷呀!救救我儿子呀!”

“老人家，我不是县太爷。”把他扶起来，引到办公室听完了她申诉，原来他是宋河天子的人，去年，儿子考上安徽大学，因为有点病，不能坚持正常学习，校方来信要除他的名……。

我立即汇同信访办李绍均主任研究请县教委招生办公室去函联系，并介绍这名考生具体情况，校方同情，经过研究给他开了绿灯一一留下来了。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在革命大家庭里，遇到困难，曾得领导和战友的热情支持帮助，但我处在负责岗位，也要关心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以下几点工作：

一、帮助杨廷龙等同志解决二十四户三十六人农转非户口；

二、解决杨清和等十四人夫妻长期分居；

三、张琼、马修云等十三人招工问题；

四、为刘武绩、涂维海等十二人提干；另为胡宜适等四人转干；

五、审查文教卫生落实政策达一百三十多人等等。解决上述同志实际困难，都是按政策集体研究解决的，不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办的，我并没有收到什么．“好处费”与“劳心费”等。

几十年来，我之所以能活到八十岁，在这里，我要深深感谢党的政策好，耐心教育，把一个不懂事的文盲放牛娃培养成一名团职干部（县人武部副政委），并且多次给我记功受奖，五十年代曾光荣的受到湖北省人民政府李先念主席、王树声大将亲切接见。

附：家庭人口出生年月

辈分人名诞生卒年享年　　

父亲童宗福　　.3..5.4.40　　

母亲周氏年.5.　　

大哥童传仁　　年.　　

大嫂汪氏年.5.

二哥童传义　　年.　　

二嫂李桂英　　年冬49　　

三哥周尚太　　年8.　　

三嫂谢氏年9年88　　

大姐童腊腊　　年年23　　

小姐童玉英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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