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古城遗风

一、从汉川地名专用的一字一词看历史上的汉川

一个汈汊湖的“汈”字，查字典，说是湖名，汈汊湖，在湖北汉川；垌塚镇的“垌塚”两个字作为一个词组，查字典，说是地名，垌塚镇，在湖北汉川。所以，在现代汉语中，“汈”这个字和“垌塚”这个词，是汉川地名专用的一字一词。

“汈”的字根为“刁”，“刁”的一般释意有三种，一是形容人的狡猾无赖，二是指称军中刁斗，三是姓氏。刁姓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刁之先人为善于捕猎貂的氏族，以此为氏族的图腾和族名，最终出现貂姓和刁姓。有一出很有名的现代京剧叫《沙家浜》，是根据《芦荡火种》改编的，其中那个地主就是刁老财，他的儿子叫刁德一，投靠了日本人。汉川解放初有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叫邬学昌，曾经根据新四军和红三军在汈汊湖的革命活动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名字叫《汈汊湖风暴》，和《洪湖赤卫队》一样，写的是“贺龙领导闹革命”，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汈汊湖风暴》没能和《洪湖赤卫队》一样风靡全国，更没能和《沙家浜》一样登上大雅之堂，虽然近年作为红色经典改编成了电视剧，但同样是在湖区作战的革命根据地，汈汊湖却始终没能和洪湖、沙家浜、白洋淀一样声名远播。我们并不是说京剧《沙家浜》中的那个老财姓刁，就断定汈汊湖这个地方解放前也同样有一个老财姓刁，更不是说《沙家浜》的原型产地就是汈汊湖，我们只是说，汈汊湖的革命故事在事实上比起洪湖、沙家浜、白洋淀来毫不逊色，我们只是推断，汈汊湖这个地方在更远的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刁姓人家。

旧称“八百里洞庭”，洞庭湖是涵盖湖南、湖北的，古时长江无堤、汉江无槽，洞庭湖是涨水普漫，落水普泽，而湖南属于洞庭湖的湖心，“江南为云、江北为梦”，梦即泽，所以，远古时候的汈汊湖是地处泽中，但它并不是一个“湖”，而是一个“汊”，是洞庭湖的无数个汊之中的一个“汊”，“一个白鹤守个滩”，这个汊的主人就姓刁，因此，这个地方就叫“刁汊”或者“刁家汊”。

后来洞庭湖逐渐萎缩，江北的泽逐渐南移，往后，汉川境内的南河一带就成为洞庭湖的边沿地带了，因此就有了“南湖头”“南湖渡”之说，同时期的“刁汊”或者“刁家汊”就由湖汊变沃土，变成了“刁家大垸”，更多的人们开始在“刁家大垸”这块土地上打井生活，耕种劳作。由汊变垸，却依然叫做“刁家大垸”，这既是一种历史印记，又是一种称呼习惯，除此之外，好象再找不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再后来江湖分离，洞庭湖全部退到了长江以南，特别是明代隆庆年间汉江上游开始筑堤，上游不能进汉江的水都涌向“刁家大垸”，年，“汈汊大垸废，成为汈汊湖”（《汉川县志》“大事记”第9页），成了全国最大的内陆型封闭式湖泊，成了湖北的五大淡水湖泊之一，成了汉川的第一大湖，成了江汉平原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明代嘉靖年间的《汉阳府志》可以查到“刁汊湖”，就可以佐证“汈汊湖”确实是由“刁汊”或者“刁家汊”演变而来的。清代编纂的《康熙字典》上没有“汈”字，与《康熙字典》同朝代的《汉川县志》上却记为“汈汊湖”，用“刁”姓之字加了三点水来表述这个湖，既说明了这个湖的历史渊源——姓过刁，也说明了这个湖的源远流长——曾为汊，更说明了这个湖与汉川的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水土关系——现为湖。

“垌塚”作为一个词，是汉川地名专用的，但作为单个的字，它们都有各自的含义。“垌”指田地，也代指与田地相关的农事。宋朝的时候垌塚出了一个进士，那个进士的名字叫垌夫，也就是田夫、农夫的意思，一个种田打土的人能考上进士，这在当朝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所以他去世以后，人们为了对他表示尊重，把他的坟做得很高大，称作“垌塚”，也就是“垌夫之塚”。“塚”和“冢”是同音同义的异体字，其实都是指的坟墓，但古代的人，死了也要讲究个身份，如果一个人穷，死了后“挖个凼子就埋了”，连作标记的土堆都不堆一个，就只能叫“墓”，堆起了土堆便于后人祭祀的就叫“坟”，为了显示身份把坟做得又高又大的才叫“塚”。垌夫所葬之地既不叫墓也不叫坟而称作“塚”，这就说明他的坟做得很高很大。“垌夫之塚”，这是“垌塚”这个地名的来历之第一说。

垌塚更早的时候叫乌林镇，相传三国时期，蜀魏两国大战于中州赤壁，中州赤壁与乌林镇相距仅15公里，曹操就把战时指挥部搬到了前线，亲自坐镇乌林。是夜，皓月当空，提刀而立,为之四顾，踌躇满志，曹操写下了志在必得的《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但战事一开，战场的实际情况却对曹操极为不利，眼看着兵败如山倒，为了顺利脱逃死难，曹操使了一个疑兵之计，就在乌林做了一个伪塚，相当于说“穿红袍的就是曹操”，意思是告诉关羽，你不用追了，曹操已经死了，这个就是他的坟。“曹操之塚”，这是“垌塚”这个地名的来历之第二说。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清代同治年间编的《汉川县志》而来的，说是明末农民赵义军领袖张献忠攻打到汉川，攻克垌冢后，见此有冢，即令将士挖掘，见墓中有碑，原来是楚国的宫妃埋于此地，并发现一些宫女尸内灌满水银，所以开棺时一个个面带润泽，栩栩如生，随之变色，由于尸体太多，张献忠部退走后，当地人将这些女尸聚集在一起，在两座大窑内掩埋了，因为是同葬于冢，所以叫“同冢”，为区别于民间的夫妻合葬，“同冢”就写成了“垌塚”。后面说的这个“塚”，究竟是曹操墓还是宫女墓，清朝的汉川人做诗评判，说“玉氮江东已式微，香魂不返旧宫闺；空山马？无穹恨，秋雨秋风泣楚妃；荒原秋草路层层，古迹苍茫威废兴；肠断楚宫金粉尽，何人错认魏西陵。”

不管怎么说，垌塚的“塚”在历史上曾经是客观真实地存在的，而且与封建制度有关，与封建战争有关，与封建帝王有关。

通过对这一字一词两个地名来历的了解，我们至少可以对汉川产生两个印象：一是水多，二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的汉川，虽然是一个内陆区域，但在置县以后，三易其城，三改其名，每一次都与朝代更替有关，每一次都与帝王轮换有关。春秋战国的吴楚之战，交战双方以汉江为依托、以甄山为焦点，杀了个昏天黑地；三国时期魏蜀吴逐鹿中原，关公走马杨林沟、系马戏马口，曹操败走乌林镇、伪逃鸡鸣城；南宋时期的南河人党仲升振臂一呼，召集洞庭湖周边的渔民和乡勇，沉重打击了入侵的外族侵略者；唐朝的曹王李皋根据汉川一带水多的特点，发明了类似现代军舰一样的“车船”，并借此打败了妄自称帝的李希烈，保住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宋朝的赵氏两兄弟赵匡胤和赵匡义为有“义”无“义”争了个你死我活，最终把汉川的县名定格在了“汉川”；元末陈友谅与威顺王太子战于二河，朱元璋平定江汉平原后一睹汉川城；明末张献忠再战金鼓城，起义军雪耻刘家格；晚清马口梁钟汉助力孙中山，从汉川县牢直登汉川县衙，率先响应武昌起义，结束了封建王朝在汉川的统治历史。

所以，汉川，自古以来就既是百姓的鱼米之乡，又是英雄的用武之地。（文/胡双新）

二、甄山——春秋军事重镇北周郡县治所

甄山位于马鞍乡北部，与仙女街隔江相望，是汉川县治史上的第一座县城所在地。

出马鞍乡人民政府，往北，沿街步行，大约米左右，这条街似乎嘎然而止。因为它的前面就是“烟囱巷”，是一段很陡的斜坡路。事实上，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段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铲平拓宽了的，现在是可以通行汽车的柏油马路了。但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前，我们也还能够依稀看见这条路的历史痕迹：开凿于一山之中，宽不足两人并行，陡不容两人相随，掩盖在两壁茅草之下，即使白天通过，也令人毛骨悚然，取名“烟囱巷”，足见其窄，足见其黑，但它却是古代甄山军事要塞的运兵通道。

“烟囱巷”不仅结束了马鞍街的街面，而且改变了由街面延伸出来的路的走向，这条路从此紧贴汉江，开始伴江东行。走出“烟囱巷”，既有柳暗花明的惊喜，又有一马平川的开朗，因为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直径约七、八百米的盆地，这就是甄山的腹地。如果我们站在盆地的中心，环望四周，除了北面是因势而起的汉江干堤外，其他三面都是此起彼伏的山峦。但，甄山不是一座孤峰挺拔的独山，而是一个“手拉手”的环状山群，盆地与山坡接壤，向上延伸，就构成了完整的甄山。“甄”是古代蒸饭的器皿，底平，周圆，墙高，所以“甄山”就是一个大“甄”，是因形而名的山。

甄山如甄，腹地伏兵，山峦布阵，是楚国的军事要塞。

有一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就是源于与甄山相关的战争故事。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晋、楚都曾经同为当时榜上有名的超级大国，而且有时甚至还排在秦国之前，因此，晋国想独步天下，就必须先削弱楚国，再搞乱楚国、最后吞并楚国。但晋王心里明白，以楚国当时的实力，晋国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晋国就先全力扶助、鼓动吴国扰乱楚国后方。吴王阖闾不明就里，以为有强国为援，便心生异想，要自己灭掉楚国，而且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再三。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这位少年以“螳螂捕蝉”为喻，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吴国自身的潜在风险，以一则寓言故事，说服了吴王阖闾。

但“春秋无义战”，阖闾亡楚之心不死，于公元前年（周敬王14年）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命军事家孙武为大将、楚国叛臣伍子胥为副将，起兵伐楚。《春秋左传》载：“吴伐楚，楚令尹子常渡汉川列阵，自小别至于大别”。“别”即龟，“大别”是指位于今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小别”就是汉川市马鞍乡的甄山。山形似龟，这是以汉江水面为视角的，但大别背凸，小别背凹，这又是大别与小别之别。在冷兵器时代，象甄山这样的地形——腹地易于藏兵，山峦利于布阵，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宝地。所以楚国大将令尹子常与左司马戍受命抗吴之后，就决定以汉江为屏障，以龟山、城头山（位于今武汉市蔡甸区）和甄山为堡垒，三点连成一线，打击来犯之敌。但苦于伍子胥身为楚人，是为吴将，既熟悉楚地的地理地况，又深知楚国的用兵之道，故楚军三战三北，从龟山退至城头山，又从城头山退守甄山。关乎楚国郢都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就是甄山之战，甄山失守，郢都必危。遗憾的是，甄山之战，虽有甄山民众的积极参战和殊死搏斗，但终究难敌虎狼之师。甄山之战失败之后，楚国无险可守，吴军挥师直取楚都，伍子胥下令掘坟，鞭打楚平王的腐尸三百下，楚人视之为国耻。

甄山为镇，置郡设县，风华物茂，是汉川的首座县城

甄山作为军事要塞的战略地位，不仅在吴楚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且警示了后代的统治者。甄山之战千年之后，历史流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置梁安郡于江汉平原，北朝西魏改名魏安郡。从郡的命名上，人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想要使“梁安”，还是想要使“魏安”，都得保住江汉平原，而甄山是当时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的要冲，所以，守住了甄山，就是守住了江山，甄山安，则君王安，其时大有“得甄山者得天下”之谓。所以，甄山置县，既是军事战略上的考量，也是江山社稷上的布局。

郡县制是秦朝一统天下的产物，后代一直延用至隋。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年）甄山置县开始，甄山，在行政区划的历史上首开汉川县治的先河，是汉川第一个县治镇所的所在地，也是汉川历史上第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城镇。

据《汉川县志》记载，南北朝陈太建二年（公元年），“北周郧州司马消难以所管郧、随等9州及鲁山、甄山等8镇投陈。北周豪州总管元景山率轻骑攻击消难，与陈将樊毅、马俊战于漳口、二河（今张池口、田二河）。樊毅等战败，退守甄山。”这就明确说明了甄山当时确是军事重镇。又记，“地近会郡，乘轺浮船，为水陆冲欤”。清人沈竹坪的《竹枝词·小别晴峦》写道，“危峰倒影枕襄流，小别遥连大别头，风日晴和行处好，峦光冉冉豁吟眸。”这些前人的记载与评说，都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历史上真实的甄山：它不仅是群雄割据时代你争我夺的军事重镇，而且是“乘轺浮船”的繁华商埠，更是山川秀美的旅游锦城！

唐朝名臣郝处俊，历史上曾经担任过甄山县令，后来虽然官至宰相，但人们依然昵称他为郝甄山；明朝的一代操江王道直生于南河但死后却葬于甄山，这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甄山，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

三千年的风风雨雨过后，我们已经听不到甄山故垒森严的战马嘶鸣，也看不到甄山俏岸玄壁的“危峰倒影”了。现在的甄山，是一个祥和的小山村，六个居民点星罗棋布，点缀在甄山脚下，但村委会的名字依然沿用“甄山”二字。汉江在甄山村的北面是东偏北的走向，流经汉川城之后突然拐了一个大急弯，回流到甄山村的东面，成了南偏东的走向，这奇特的一湾江水，恰如祖母的臂弯，紧紧地搂着甄山这片故土，似乎不忍历史的匆匆流逝。（文/胡双新）

三、栗山——唐武德设置汊川县曹王碑诉说倾轧史

栗山位于汉川市南河乡，方圆九里，总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主峰高米，是汉川市境内汉江南岸的群山之首，也是汉川县治史上的第二座县城所在地。

栗山，又名黎山、沥山、驴山、汊山、泐山，其中，汊山和泐山是用名最早、用时最长、用意最深的两个名字，也是最能反映栗山历史地理的名字。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称“云梦者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是说古代因为长江没有干堤，所以洞庭湖是横跨大江南北的。楚相令尹子文墓碑记“梦，泽也，江南为云，江北为梦”，合称“云梦”。屈原的《楚辞·招魂》说“梦，泽中也”，故云即水，梦即泽，所以江南为水乡，江北为泽国。栗山曾经地处江北洞庭湖之尾，沼泽之地湖汊众多，而且相互沟连，汊上即山，山下即汊，取名汊山，是山水合一之称。“泐”字从水从阜，通“勒”，既有“刀刻水洗”之意，又指山石遇水风化而成的裂纹，用名泐山，是巧夺天功之谓。时代久远，地理变迁，泽国变沃土，“汊”没了；汉字简化，用名规范，《现代汉语词典》也没有收录“泐”字。所以，现用“栗山”之名，并非它是盛产板栗之山，而是时过境迁、历史推演、用字受限的结果。

走过春秋唐武德栗山脚下设置汊川县

据《汉川县志》记载，公元年（隋开皇元年），“隋军进攻甄山，陈将陆纶来援，被隋军击败。涢口、甄山之陈军逃遁”。魏晋南北朝时期，甄山县先隶于南梁，继归于西魏，后属于北周。北周末年，郧州司马消难率所部9州8镇投陈，虽在漳口、二河败于北周元景山部，但消难的大本营甄山却归了陈。此番隋军攻打甄山，既灭了陈，又废了镇，虽然甄山城在隋朝依然存在，但甄山作为县治治所，则从此沉寂，任由雨打风吹去。

据《旧唐书》四十卷地理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年），平朱灿，置汊川县于泐山”（泐山，即今“栗山”，下同）。“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那就是说，大唐天下初定，李渊就把汉川的老县城搬了新地方，老县名改了新名字。表面上看，从甄山到泐山，只是县治故城的迁徙，从甄山县到汊川县，只是县治名称的更换。但是，当我们放大视野，从历史的角度去审时度势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春秋战国时代，甄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楚国的边疆要塞，甄山显耀的军事意义大于政治意义，战国以后，隋朝之前，甄山的存续都依赖于它的关隘险阻作用。唐朝一统天下以后，甄山县属于她的内陆治地，所以既无梁武帝之忧，亦无西魏王之虞，县治的军事功能让位给了政府功能。泐山地处洞庭湖之尾，经洞庭，入长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以泐山为主峰，南河境内诸如凤凰山、龙门山、侧船山等等共有大小山头30余座，是“饥食溪边草”、“春耕垄上田”的宜居之地。泐山脚下有近20处水汊，山岔与水汊勾连，山嘴与水嘴交融，村居散落，近水得名，如，彭家嘴，项家嘴，邓家埠头，何家埠头，等等。所以，县治镇所移于泐山，依山傍水，取名汊川县，从唐初至五代末，一直沿用，计有年的历史。

铁证如山曹王碑栗山顶上诉说倾轧史

唐朝是李氏王朝，其实从“玄武门之变”开始，李氏王朝的内部就一直在上演血腥的封建倾轧史。

唐德宗时代，成德节度使叫李宝成，淮西节度使叫李希烈，淄青节度使叫李怀玉（受赐名正己），江西节度使叫李皋。节度使是唐朝很重要的一个官名，节度使不仅是封疆大吏，而且还是“军区司令”，所以是集军政于一身的要职。

德宗建中二年（公元年），成德节度使李宝成之子李维岳勾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被唐德宗加封为南平郡王，兼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六月，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随州。面对征讨，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以通黔、岭”，兵至随州四望山，遭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

如果仅看这段故事，那李希烈就可堪称是一个忠于李氏王朝的“护国将军”了，而事实上李希烈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身为招讨使，给了他一个壮大自己声威而为反唐蓄积力量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所孕育的“运气”第二年就来了。建中三年（公元年），唐德宗命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节度使，奉命征讨割据淄青的李纳（李正己之子）。这次征讨，已有底气的李希烈不仅不奉诏平叛，反而与李纳通谋，并与叛乱的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唐建中五年（公元）正月，李希烈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设置百官，以汴州为大梁府，几乎占据了李氏王朝的半壁江山。

李希烈称帝后，唐德宗派遣史上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亲赴汝州召降，但李希烈不仅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而且还用绳子绞死了颜真卿。召降无果，唐德宗无奈之下只好动用宗室将领曹王皋。曹王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五世孙，曹恭王李明的玄孙，时为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与鄂州刺史李兼领兵出征，他率军进讨，收复黄、蕲等州，屡战有功，多次打败李希烈，使李希烈再不敢出兵进攻江淮地区。后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大唐江山在曹王皋的武威护卫之下得以延续。

曹王皋护国有功，功不可没，唐德宗派监察御史韩愈到前线慰问劳军。韩愈来到汊川，不只是口头嘉奖曹王皋，而且亲自撰写了记功文辞，让人在栗上顶上竖立了曹王碑，将记功文辞刻在了碑上，“刻诗其碑，为示无止”。所以，曹王碑在当时是记录李皋的丰功伟绩的，但在后世看来，它实际上是记录了封建王朝内部血腥的倾轧史。

韩愈形容自己初到汊川时的心境，说是“行跐汊川，泉水潺潺”，那是移情于景，是情与景的交融，既有天下从此太平的欢乐，又有栗山风光无限的美妙。栗上作为唐朝的英雄之山，汊川作为唐朝的护国之县，在李氏王朝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尔后曹王皋留任江陵尹、出任荆南节度使，唐德宗是为了把“以通黔、岭”变成“以断黔、岭”的战略考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汊川、栗山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文/胡双新）

四、刘家隔——两代县城繁华地一朝战火付烟云

刘家隔，位于汉川市的北部区域，是汉川县治史上的第三座县城所在地。

据明代礼部尚书黎淳记载，“刘家隔”是因宋知军事刘谊在此隔岸种荻而得名，取当时的地方主政官员之姓与事来命名一座城池，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说法。“知军事”是一个官名，既知军又知事，可见宋朝初期是军政合一的。

据《太平寰宇记》载：周显德五年（公元年），汊川县治从栗山移治金鼓城，“汊川隶安州”。“金鼓城”是刘家隔的古称，“金”“鼓”是古代作战的两种信号工具，所谓“击鼓而战，鸣金收兵”，所以，古称“金鼓城”说明刘家隔是兵家必争之地。事实上，刘家隔在周朝属于郧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处于郧楚对垒的前线，又是汉水和郧水的交汇处，郧国在此筑城戍守，因此，刘家隔最早的地名叫郧城。楚平郧后遂为楚地。楚国又在此戍守，改郧城为金鼓城。

《汉江堤防考略》记载：“汉水复合流至乾镇驿，中分，一由张池口出汉川，一由竹筒河出刘家隔”。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汉江，从天门入境汉川后是分为两股的，一股流经汉川城，一股流经刘家隔，而“刘家隔为正流”。又明朝《湖广图经志书》卷3《刘家隔巡检司记》云：“刘家隔周广四十里，余而襄水、汉水、郧水、郢水、臼水五派合流，环为一区。”由此可见，刘家隔在古代是水路交通非常发达的地方。

军事重镇和交通便利，应该是后周把县治从栗山移徙于金鼓城的重要因素，宋初刘谊以军政合一的代表形象出现，更突出了金鼓城的重要地位。

春风得意日改名义川时

后周把县治从栗山移徙于金鼓城，但县名仍然沿用了自唐以下的“汊川”。

后周迁徙汊川县治是在显德五年（公元年），显德六年（公元年），周世宗柴荣于北征回京后不久驾崩，后周恭帝继位。次年（公元年）元月初一，北汉及契丹联兵犯边，时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的赵匡胤受命前往御敌。初三夜晚，大军于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省封丘县陈桥镇）发生哗变，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大军随即回师京城，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北宋”。也就是说，汊川县治从栗山移徙于金鼓城前后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历史就已经改朝换代了。

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借“陈桥兵变”当上皇帝的，他生于洛阳，驻于洛阳，作为曾经东征西讨的将军，他对江汉平原一带是非常熟悉的，因此也应该了解汊川的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黄袍加身，春风得意，他把这一切的机缘都归结为一个“义”字，他认为，兄弟同心是义，将士拥戴是义，恭帝禅位是义，百城归顺是义，所以，把汊川改名为义川，这应该是非常符合赵匡胤当时的心境的。根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公元年）即改汊川为义川，所以，刘家隔又可以称作义川故城。

毛主席的诗词名篇《沁园春·雪》中有一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宋祖”就是说的宋太祖赵匡胤，但这里不是说赵匡胤是一介武夫，而是说他的文化造诣不是很高。由此说来，赵匡胤不会是不认识“汊”这个字而误把“汊川”作“义川”，而是很认真地通过改写县名来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他在位十七年，“义川”的县名就用了十七年，金鼓城叫义川城也就叫了十七年，这就足以说明，赵匡胤改“汊川”为“义川”，不是随意而为之。

史载，年（宋建隆元年），汊川属荆湖北路，以竞陵义水流入县西，更名为义川县。这个应该是可以成为“汊川”改“义川”的实体证词的。

有义改汉川无意成华章

《舆地记胜》一书称，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年）因避太宗赵匡义之名讳，故将义川改称汉川。

有个成语，叫“兄弟阋墙”，语出《诗经·小雅·棠棣》，说的是兄弟相残的内部斗争。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有野心，趁着宋太祖生病的机会逼迫赵匡胤，两人吵了起来。吵些什么，外边人不知道，躲在外边远远地看，只看见蜡烛影子摇摇晃晃，有人影来回动，还听到有斧头把儿着地的声音，这就是有名的“烛影斧声”。没多久，宋太宗宣布宋太祖死了，临终嘱托由宋太宗即位，“烛影斧声”是千古之谜，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解。

公元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但历史上普遍认为是赵匡义杀兄谋位。《烬余录》说，赵匡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甚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于是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结果是赵匡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

不管历史的真象如何，但赵匡义是受所谓“遗诏”在赵匡胤的灵前继位的。

赵匡义的名字中有一个“义”字，他“大义灭亲”以后，这个“义”字就更不能丢了，但别人不能用，用了就犯了他的名讳。其实，对赵匡义而言，所谓“避讳”，究竟是百姓要避皇上的讳，还是皇上要避百姓的讳，这个恐怕只有赵匡义自己的心里才最明白，因为在百姓的眼里心中，最明白的道理是：弟弟弑兄夺嫂窃位，肯定是不“义”的。

赵匡义的哥哥赵匡胤命名的义川县中也带有一个义字，照样不能用，于是在赵匡义继位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义川县改成了汉川县。

“义川县”改“汉川县”，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县名中有一个“义”字，犯了皇上的名讳。但赵匡义这一改，无意之中竟道出了汉川县域的地理实体实貌：汉江自西而东，贯穿全县，县处江汉平原，一马平川，所以，从宋太宗开始，“汉川县”的名字一直沿用下来。

刘家隔作为县城，从公元年汊川县治从栗山移治金鼓城始，到公元年汉川县治由刘家隔迁至长城乡（汉川城）止，主要经历了宋、元两个朝代，但时间跨度长达年。其间，刘家隔不断繁衍壮大，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贸易中心。虽然元朝末年县治已经迁往了汉川，但刘家隔在明朝却是极尽了繁华，城中有七十二条花街巷，七坊十三桥点缀其间，“三台六景”各自成趣，以至于湖广布政使司（省级）的许多机关如税课局、巡检司、行署等等都设于此地，官员达多人，“驻节有馆，送使有舟”，还驻扎有军队三四千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战争的烽火殃及古城，刘家隔被烧成了废墟。

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家隔，是清朝开始在古城以东的位置重建而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家隔才真正焕发青春。曾经因水路交通而发达的刘家隔，现在变成了公路交通网上的明珠，向南，五公里即可到达汉川城区，向北，三十公里抵达孝感，向东，三十九公里直达天河国际机场。（文/胡双新）

五、汉川城——五代为县城今朝变市治

汉川城位于汉川市东部，是汉川县治史上的第四座县城所在地。

从元朝至元22年（公元年）汉川县治由刘家隔迁至长城乡（汉川城）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五代，汉川城一直是汉川县的县治所在地。年汉川撤县设市，汉川城就自然成为了汉川市市政府的所在地。设市以后，以汉川城为基础的城关镇人民政府改为了现在的仙女街办事处，但汉川城作为“城”的历史魅力却与日俱增。

“汉川”两字连用或者作为一个词组出现，最早见于《左传》，但从古至今，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

一是：《左传》所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中的“汉川”，意为“汉水流域”，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汉川的行政区域，而且还包括汉江汉川以上直至陕西的大片区域，是一个河流的流域名称。

二是：《春秋左传》所载：“吴伐楚，楚令尹子常渡汉川列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中的“汉川”，意为“汉江”，“汉水”，“襄河”，是一个河流的专属名称。

三是：“汉川县”、“汉川市”中的“汉川”，是指包括汉川城（今仙女街）以及其他所有下辖地区在内的管辖范围，是一个行政范围的区划名称。

四是：“汉川城”中的“汉川”，在年龄稍长的汉川人眼中、口中、心目中，“汉川”等同于“汉川城”，“汉川城”等同于“汉川”，口语中的“到汉川去”、“从汉川走”，虽然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但你却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目的地是“汉川（城）”，或者他的出发地是“汉川（城）”，这就是语言习惯的魅力。“汉川（城）”在这里是一个有方位、有实体、有内涵的确切地址，是一个地理名称。

城到城，刘隔迁汉川城筑城，长城改方城

据《汉川县志》记载，公元年（元至元二十二年），“县治自金鼓城迁至羊蹄山（仙女山）东北麓”。这里说的金鼓城就是刘家隔，这是迁出之地，奇怪的是，迁入之地说的是“羊蹄山（仙女山）东北麓”，好象只有方位，没有具体的地名，没有具体的城名，更没有出现在人们心目中认为早已存在的汉川城。

其实，汉川城的前身，是一个滨临汉江的小村，名叫茅草岭。茅草岭以西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之后是阳台山、涂家山，再往后就是较大的火猴山。古时候汉江无堤，历来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汉水北移，当地的居民就不得不退向身后的开阔地带聚居，顺着汉江走向，从南到北，一字排开，似为长城，所以后来建制，叫做“长城乡”，而作为“城”，汉川城的古名亦叫“长城”。

县治从金鼓城迁到长城，事实上就是从城市迁到了农村。因为当时的刘家隔已经成为“小南京”，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重镇，而据《汉川县志》记载，公元年（崇祯十五年），“羊蹄山前出现猛虎”，羊蹄山是仙女山的古称，由此反推到公元年“县治自金鼓城迁至羊蹄山东北麓”，可以想见县治初迁长城时，长城是一个何等荒凉的所在。

元朝至元年间是“苛政猛于虎”，“河北流民渡河求食”，“江南盗贼相挺而起”，金鼓城周边地势平坦，是易攻难守的危城，而长城前面临江，后面靠山，是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地方，“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更不能困于危城之中，所以，县治迁移，至少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

朱明王朝统一全国之初，朱元璋采纳大臣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带有战争特色的汉川城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年代修建的。据《汉川县志》记载：明洪武9年（公元年）汉阳府降为州，汉川改隶武昌府，洪武13年（公元年）汉阳改州为府，汉川复隶汉阳。年4月，在原汉川一中的基建工程中，发现一批明代修建汉川城的灰色城砖，砖的一侧阳铭是“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晶司吏徐用”、“汉川县提调官主簿潘恒司吏允”两行字，上下并列，似乎可以作为汉川建城年代的参考。

不管汉川城具体建造的时间是何年何月，但它出现在历史面前的时候，应该是一座以长城为基础改造而成的方城：以十字街为中心，东至东街口，南至官备塘，西至实验中学，北至城关1小，城墙每边边长米（四周城垣丈，合米），城墙高7.2米（2丈4尺）。从南街有校军场和演武厅、北街有学宫和甄山书院来看，似乎有“南宣武、北崇文”的意味。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街略短、西街略长，那是因为汉水北移、修堤筑路，缩减了东街的长度，西街后面有发展空间，延伸了西街的长度，最早的东南西北四条街，应该是各具米的长度。从城墙上有短堞个、每座城门上有城楼，每座城楼下有墩台和窝棚、城墙外有沟濠相连的护城河来看，初期的汉川城，是一座战乱频乃背景下的备战之城。

欢乐街的诞生，应该是在方城之后的故事，它从古城的西南方向斜出，与中规中距的方城格调不一，而且从街的命名来看，“欢乐”应该是天下太平以后的事，不可与备战之中的方城同日而语。

“汉川城”的用名始于元代县治迁入，是因县名而得城名。但改朝换代、风雨飘摇中的汉川城，与其说是县衙的府治所在地，还不如说是当时统治者的一个军事堡垒更为贴切。

城中城，偏安一隅城外城，日新月异

如果我们把古代的汉川城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四合院的话，那么今天的汉川城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

从元末县治迁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其间共年，汉川城因为是一座封闭的城，所以“城市建设”和“城区面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城墙最后一段的拆除是70年代中期的事，所以解放初期我们还能看到“城”的轮廓：以“十子街”为中轴四面延伸的东南西北四条街、青石条块铺设的街面……，景气度最高的应该数商业，全城共有店铺家，其中除了副食店、杂货店、药铺和粮行、鱼行、柴行外，还包括“工贸一体化”的作坊门脸，比如木匠铺、篾匠铺、箍匠铺、铁铺、槽坊、糖坊、榨坊、酱园，等等，这些几乎就是全城“非农经济”的全部。

全国解放以后，汉川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撤县设市之后，汉川城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更是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截止目前，汉川城辖区人口15.76万人，8万门光缆程控电话直拨海内外，两座大型泵站可抗二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三座大型水厂年产生活用水万吨，四座变电站可保证生产生活用电，既有完善的医疗机构，又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城区内有公园4座，幼儿园28所，市内交通公交车线路12条，主城区域面积54.3平方公里。汉川古城曾经最引以为豪的一个“十”字街，现在仅在仙女街城区就有22个规模更大的“十”字街。

但是，汉川人并没有抛弃、更没有嫌弃汉川古城，故城依旧，四街犹存，虽然房屋低矮，却能透出历史的芳香，虽然道路狭窄，却仍隐显昔日的繁华，头枕汉江的古城静静地躺在新城的怀抱里，追忆着历史，向往着未来！（文/胡双新）

六、三审卜省山

在南河乡的中部，有一座山叫卜省山，山不大，但名气不小，现在因卜省山而得名的，不仅有卜省村，卜省桥，还有卜省泵站，南卜公路，等等。

一座高不过40米，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的小山，为什么称作卜省呢？

“卜”字的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是“选择”，如杜甫的《秋野》“系舟蛮井路,卜宅楚村墟”中的“卜”，最常见的“占卜”这个词中的“卜”，就都是“选择”的意思；第二个是“赐予”，如《诗·小雅·楚茨》“卜尔百福，如几如式”中的“卜”，还有“卜省山”中的“卜”，就都是“赐予”的意思了。所以，“卜省”是所赐之省，是梁武帝萧衍赐予梁太子萧纲的封地。卜省，在南梁的地位和格局，既类似于“陪都”，又相当于“直辖市”。

卜省山的因名源于太子封地，根据萧纲本人在《梅花赋》中的记载和后代文人的描述来看，这座山应该曾经是卜省省会城市的中心。

1、梁武帝为什么给太子封地

梁太子萧纲所处的时代，南北朝进入到了公元6世纪，南北朝对峙逐渐转为三足鼎立的格局。高欢和宇文泰相继拥立元善见和元宝炬为傀儡皇帝，北魏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两个政权间战争不断。加上南方一直渴望收复中原的梁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后三国时代”。在这三国中，东魏综合实力最为强大。东魏继承了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占尽天时地利，所以东魏及后继的北齐是当时中国境内鼎立的三国中最富庶的一个。西魏最为贫穷弱小，但其实际统治者宇文泰颁行六条诏书整顿内政，贯彻关中本位政策，故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是三国中最有朝气的一国。而江南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梁朝时已臻于鼎盛，史称梁武帝时“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再加上梁武帝重视文化礼乐，因此梁朝为三国中文化最昌明之国。萧纲（年―年）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子，也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同母弟，由于长兄萧统早死，萧纲在中大通三年（年）被立为太子，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第二任皇帝，而且还是著名的文学家。萧纲七岁出宫，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先后担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能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拓地千余里”，梁武帝萧衍是有足够的理由赐予梁太子萧纲封地的。

2、梁太子为什么离开东宫

因功而赏，这应该只是萧纲立足卜省的表面理由，因为身为太子，他日后要得到的应该是整个江山社稷，而不应该仅仅只是一块封地。

梁武帝在位的中后期，最信任的宠臣叫朱异。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鲜卑化羯人侯景（年－年），因左足生有肉瘤所以行走不稳，但是擅长骑射，因此被选为怀朔镇兵，后又被提升为功曹史、外兵史等低级官职。北魏末年边镇各胡族群起反抗鲜卑族的统治，侯景开始建立功勋，后来侯景投靠东魏丞相高欢。于年（北魏中兴二年，梁中大通四年）四月被拜为南道大行台，镇守河南之地，年升为河南道大行台，“拥兵十万，专制河南”，实力雄厚。侯景虽对高欢尚算服帖，但却与其世子高澄不睦，曾扬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高欢死后数日，侯景就公开反叛东魏，他先请求以河南六州附西魏，稍后侯景又求助于梁朝，愿以十三州附南梁。这样一个朝三暮四的人要来“投诚”，梁武帝犹豫不决，众大臣极力反对，可朱异一番话居然就能让梁武帝接受了侯景。

梁太子萧纲与权倾朝野的朱异有近二十年的矛盾。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喜事，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感到非常的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明白无误地透露了自己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大同年间，萧纲的亲信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朱异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挖东宫太子的墙脚。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却不能去朝之奸臣。后侯景之乱爆发，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记载，萧纲曾作《愍乱诗》指斥朱异误国。

萧纲本来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按理，他应该安居东宫、襄理朝政才对，但贵为皇储，却要身受权臣的挤压，难道萧衍看不到？因此，萧纲受封卜省，究竟是作为父亲的萧衍故意让他远离政治旋涡，还是朱异弄权把他赶出政治中心？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理由，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卜省的周边区域，当时叫作“梁安郡”。

3、生死未卜的卜省

梁太子萧纲不仅曾经当过都督，而且还外任过江州刺史、荆州刺史，特别是做过七年的雍州刺史。如果把江州（今江西九江）、荆州（今湖北荆州）、雍州（今湖北襄阳）连成一片，卜省山就正好在这个区域的中间位置，所以，梁武帝萧衍把太子的封地定在卜省山，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因为这里既是太子曾经建功立业的地方，也是太子几度苦心经营的老巢。对太子来说，这里是远离政治旋涡的避风港，对武帝来说，这里是收复中原的桥头堡。

但世事如棋局局新，梁武帝萧衍原本打算招纳“河南王”侯景之后北伐中原的如意算盘不仅落了空，而且引狼入室、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侯景入梁之初，满心以为自己身价不菲，可以跻身仕族豪门，于是想求婚于王、谢名门，并且请梁武帝给他做媒，梁武帝嫌其门第不够而予以拒绝，侯景因而对梁武帝心怀怨念。引发侯景之乱的更重要的契机则是梁与东魏通好。东魏赶走侯景及梁军以后不久，就向梁朝抛出橄榄枝，让俘虏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声称若两国重归于好，便可放还萧渊明。梁武帝一向重视宗室团结，看到萧渊明信函后竟然流泪；同时他已透过寒山之战认识到梁军战斗力之差，不堪再战，所以偏向通好，近臣朱异、张绾等也主和。但傅岐和侯景坚决反对，尤其是侯景，他害怕自己会被梁朝作为交换萧渊明的筹码，因此多次上书梁武帝，陈述不可与高澄通好的理由，并主动请缨北伐，但均遭梁武帝驳回。侯景就写信送钱给朱异，请他改变主意，说服武帝，可朱异收了钱却连信都不回。于是侯景伪造了东魏要求以侯景交换萧渊明的书信转呈给皇上，梁武帝看了伪信以后竟然信以为真，回信说：“贞阳侯（萧渊明）早上回来，侯景晚上就可以给你们送过去。”侯景看了之后怒不可遏，说：“我就知道这糟老头子没心没肺！”其心腹王伟劝他造反。于是侯景以寿阳为基地，起兵叛乱，公元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先饿死了梁武帝萧衍，后弑杀了梁文帝萧纲，而且娶了简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于年自立为帝。其后，江州刺史王僧辩、扬州刺史陈霸先先后发难，率领军队进攻侯景，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起兵于江陵，联络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等一起增援，侯景军队一触即溃。侯景死后，王僧辩暴其尸于市，尸体被分成好几份，被人抢食，军民争相食用，连溧阳公主也分吃了侯景的肉。

叛乱虽然平息，历史已然改写。庾信后来所写的《哀江南赋》，是用来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身的，其史真实、其情凄婉、其理深刻，既分析了侯景之乱的前因后果。又解剖了南梁王朝的成败兴亡，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所以人称“赋史”。梁武帝宠朱异之初，是为纳侯景之始，东宫太子被封于远离京都的卜省，萧衍这个反常的举动是否有某种未卜先知的预感？事实的结果是萧纲并没有逃脱叛乱的伤害，父子俩在同一场叛乱中死于非命。

后来的人在卜省山上修建了一座太子庙，那既是梁朝笃信佛教的豪门仕族对于太子亡灵的超度，又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历史情结和民族情怀的寄托。呜呼！山犹在，庙无存，情依旧。（文/胡双新）

七、空谷回响寻找失落的梅城

汉川现在的南河乡一带，在清朝的时候称作梅城乡，所以，南河，就是梅城故里。在今天，我们要寻找失落的梅城，只能从南河古渡和卜省周边的历史废墟和古墓遗址残留下来的残砖剩瓦中去追寻时代已经久远的蛛丝马迹，但是，梅城，在古代，曾经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据清朝同治年间的《汉川县志》记载，“唐武德四年置城于汊山下，距今县邑四十里，今梅城里是也”。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唐朝一统天下后，将甄山县改成了汊川县，将县城从今马鞍的甄山迁徙到了今南河的栗山；二。“置城于汊山下”，不是在汊山脚下从新“建城”，而是“置城”，把县城放在前朝的梅城；三。“今梅城里”，是说曾经的梅城、曾经的县城，后来因为县治的搬迁，在清朝同治年间已经沦落为一个“里”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梅城乡，虽然行政“降格”，但梅城的名字却依然响亮。

说“梅城里”，应该是前清的说法，而在晚清，“梅城里”就事实上就改称“梅城乡”了。因为晚清对汉川的行政区划是“三镇五乡”，“三镇”是汉川、马口、田二河，“五乡”是梅城乡、长城乡、大赤乡、鸡鸣乡，周陂乡。而梅城乡是当时的一大乡，所辖范围覆盖了汉川县汉江以南除现在的马口、庙头以外的其他全部区域，包括榔头、养鱼铺、喻家集、丁家集、大咀新街、南河渡、姜家岭、老新集、叶家集、同兴集、大沙咀、杨林沟、打雁湖、西江亭、江集，等等。“五乡”的乡治所在地都是汉川辖区内的古代城镇，梅城乡的乡治在梅城、长城乡的乡治在汉川城、大赤乡的乡治在刘家隔、鸡鸣乡的乡治在田二河，周陂乡的乡治在垌塚，所以，梅城，作为古城，它是真实存在的。

汉川流传至今的“明清八景”，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牵强附会，都是有实体、有实景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清人沈竹坪写“梅城返照”时说道：“谁种梅花遍一城，至今不复问枯容；游人忘却归来晚，怪见山头返照明。”沈竹坪慕名到梅城去观梅，没想到梅城的梅花竟然那么多，居然满城都是，所以初来乍到的他发出了憨憨的一问“谁种梅花遍一城”？但细赏之后，发现有的梅花疏于打理，种了以后没人管了，“至今不复问枯容”一句，有嗔怪、有遗憾，似历史的空谷足音，追寻梅花的主人，似历史的空谷回响，漂浮在梅城的上空；但梅城的梅花虽经千年的风吹雨打，依然让人流连忘返，以至于“游人忘却归来晚”，但幸好走得晚，才得以“怪见山头返照明”，山头夕阳斜照下的花海更有无限的美妙。沈竹坪的诗，“谁种梅花遍一城”这一句，不仅证明了“梅花”的存在，而且也证明了“梅城”的存在。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梅城的历史魅力和文化魅力是同时存在的。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表明，在卜省山一带，从商周到秦汉，这里就是人文荟萃的聚集地，如蔡家嘴的原始社会遗址，乌龟山和龙门山的西周文化遗址，都是梅城后来发迹的有力证明。南朝梁武帝萧衍封太子萧纲于卜省，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承袭，而拜封之后，卜省既是直属中央的“直辖市”，也是京都南京的“陪都”，更是萧衍以备不测的狡兔之窟，所以，萧纲在卜省大兴土木是顺理成章的事，现代考古发现的以卜省山为中心的长达十公里的古墓群，似乎可以让我们依稀想见梅城昔日的恢弘与繁华，所以，梁朝应该是“梅城”作为“城”在历史上闪亮登场的合理时期。

梁太子萧纲在历史上虽然是一个短命的皇帝，但在文学造诣上却曾经登峰造极，他所创作和倡导的新体诗宫体诗，不仅吸引了当时的很多文人，而且还影响到了后代的许多名流。因为他有“诗癖”，所以，从小他的身边就有一批文学的追随者，如徐擒、张率、任昉、庾肩吾等。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到萧纲入主东宫后，又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为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为副领袖，又得著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萧纲长期居于东宫，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为律体的建设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雍府时期成长起来的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为梁朝之后二百多年间文学的偶像，直至九世纪初叶，唐元和年间“元和诗变”的推动者们树立杜甫的典范地位时，才逐步被取而代之。

以萧纲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才华，他所建造的城市“市花”确定为梅花是非常贴切的。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花期是冬春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萧纲虽然在长兄萧统亡故后继任东宫太子，但因为受到权臣朱异的挤压，其实是郁郁寡欢的。父皇之爱是暖，朱异之恨是寒，所以，傲雪斗寒、迎春怒放，是萧纲最本能的情结。“谁种梅花遍一城”、而且将城名取为“梅城”？这个人应该是萧纲，因为只有他，才具有这种能力、这种嗜好、这种心境、这种情怀！

一代天骄的萧纲留给后世的文学作品是很多的，但多数的宫体诗都伤于艳情之色，惟有他的《梅花赋》，一如空谷足音，既是千古写梅的珍品，又是短命君王的绝唱。从他的《梅花赋》开篇即写“层城之宫，灵苑之中”来看，卜省山应该是在梅城之中的，而收篇的“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时”应该是他的点睛之笔，以花喻时，以妾喻势，表面上看是感咏时序、伤春怨别，实际上是慨叹梅花的易于飘落，“花”不遇时、“妾”不得势，正是萧纲“恒愁”的症结所在，这是失落的萧纲，也是失落的梅城。（文/胡双新）

八、霍城是何城？

在仙女街北部，有一个霍城台社区，它过去叫过霍城村，也叫过霍城大队，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地方的建制如何随着时代改变，但，“霍城”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个不变的霍城究竟是何城呢？

霍城是龙山文化之城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这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原来认为距今约-年，后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年至公元前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等省。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把这些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年，汉川县文博部门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霍城是龙山文化遗址，尔后，省、地的专家学者在霍城进行了多次考察，试掘钻探，得知该遗址的现状，长米，宽米，总面积75，米（后因城关窑场烧窑取土，挖除25，平方米），距地表50-80厘米以下的地方为文化层，即为古人生活过的地层，堆积物厚约2.5-3米，采集文物标本有罐、豆、盆等陶器残片，这些陶器呈灰色，有的是手制，有的是轮盘制作，陶器上有花纹，主要有草叶纹、网络纹、篮纹、娄孔等，少量的陶器是红色的，石器方面有石斧、石铲、石奔等。除此，这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还有西周时期的陶器，主要有鬲、鼎等，从而确认了霍城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类型的文物，文化内涵距今有四千余年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指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0多年至多年不等。

霍城遗址发掘出来的手工制作或轮盘制作的陶器以及打磨制作的石器，既是汉川及湖北在江汉地区历史悠久的重要实物记载，同时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历史见证。所以，汉川县人大十届会议年8月通过了保护决议，年6月又经汉川县人民政府公布霍城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以鄂政发号文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霍城作为龙山文化之城，正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霍城是甄山前锋之城

霍城又叫霍城台。究竟是城还是台？为什么会有一个“霍”字？这都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郝处俊。

郝处俊是湖北安陆人，生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卒于唐高宗开曜元年，享年七十五岁。十岁而孤，知礼能让。及长，好学，嗜汉书。贞观中，第进士，袭父爵。累迁吏部侍郎，因佐李绩讨高丽有功，入拜东台侍郎。上元初，（公元六七四年）迁中书令。上元三年，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处俊自秉政，凡所规讽，得大臣体。武后忌之，以行止无瑕，不能加害。又兼太子中庶子，拜侍中，罢为太子少保。武则天当政时，极力反对高宗让位武则天。

郝处俊的父亲名郝相贵，隋末，因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县公，卒于滁州，郝处俊及第后袭爵甑山县公。众所周知，在行政区划的历史上，汉川的第一座县城在甄山，汉川的第一个县名叫甄山县，在隋唐交替的历史时刻，郝处俊就正好担任甄山县令，后来虽然官至宰相，但因为是世袭，所以人们依然昵称他为郝甄山。

郝处俊死后，有一位书生路过其墓地，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郝处俊有二子：郝北叟，司谏郎；郝南容，秘书郎。后来其孙郝象贤造反失败，临刑言多不顺，武则天大怒，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后加刑，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郝处俊也因此被斫棺毁柩。自此法司每将杀人，必先塞其口，然后加刑。

郝处俊生于隋代，死于唐朝。他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从“五胡乱华”起到隋朝统一天下，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来自北方的异族进行了持久猛烈的南北战争，所以，警惕北方，是当时汉人的共同民族心理。郝处俊身为甄山县令，先天下之忧而忧，坐镇汉江以南的甄山，筑城汉江以北的霍城，正是这种民族心理的恰当表现。

甄山与霍城隔江相望，甄山是当时的县城，那么霍城就应该是甄山的警卫之城，起前锋保卫作用的霍城，当时究竟是一座坚固的城池？还是仅仅筑了一座了望的烽火台？后人不得而知，所以，有人称这个地方叫霍城，也有人称这个地方叫霍城台。

隋唐时期的霍城刚好建在龙山文化的遗址处，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甄山县既是郝姓的世袭领地，又是郝处俊的治所，所以，把甄山县令所筑之城称为“郝城”却是历史的必然。况且，“郝县长”后来还成了“郝总理”，因名人而名地名城，古今中外，皆是自然。

但，汉川人的口音，念"郝"为"霍"，“郝处俊”称为“霍处俊”，“郝甄山”说作“霍甄山”，所以“郝城”就读成“霍城”，这是习惯成自然，听起来好象有让郝处俊“隐姓埋名”之嫌，想起来却始终有深深怀恋之意。

霍城是历史与现代交汇之城

霍城既是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址，又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文物主管部门把它的早期文化断代确定在西周，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以鄂政发号文件公布霍城文化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就从历史的角度，明确了汉族人汉川人远古时期就在江汉流域生产、生活、生存的依据，所以，霍城，是鉴证历史的文化之城。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霍城台”遗址，在霍城大道与仙女大道构成“十”字街的西北角那个区域，站在“十”字街口，沿霍城大道往西，步行米，右手的路边，就是湖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保护碑，碑上刻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霍城遗址新石器时代·西周”等字样。

与霍城遗址保护碑所处位置在“十”字街口形成对顶角的东南区域，有一个霍城公园，是霍城社区以及周边居民休闲游览的去处，年轻人午间休息的时候也来这里打羽毛球、用手机上网，玩累了也不用急，旁边就是简朴寨商务酒店，走远了也不用慌，回头就是生活加油站。

在霍城大道与仙女大道构成“十”字街的西南区域，好象是专门为远方的客人设立的位置，这里最显眼的建筑是汉川汽车站、滨湖大酒店，不怕你不来，就怕你不走，因为这里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汉川市的城市中心。

霍城大道与仙女大道构成“十”字街最繁华的区域在东北那一片，领头的是汉川广播电视台，接下来是卫计委、交警中心、汉川一中等事业单位，再往后，就是一溜烟的现代企业了。

现在的霍城，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城，更不是一座孤立的城，她以一个社区的单元结构，存在于仙女街办事处（原城关镇）的北部，融汇在现代都市之中，守护着历史，呵护着现实。（文/胡双新）

九、一镇双溪田二河三战成就鸡鸣城

汉川市田二河镇位于汉川西部边陲，地处汉川、天门、仙桃三市交界处，是孝感市的“口子镇”，汉川市的“西大门”，南壁仙桃，东邻武汉，西接荆州，北抵应城，自古就是天仙汉三市交界处生产、生活、物质的交易中心和集散中心。

田二河曾为清代汉川三大重镇之一，据清同治年间的《汉川县志》记载，此地为牛蹄支河的分流处，一为界牌河，一为皂港河，二溪分支，所以田二河古称“双溪”。又因为地处牛蹄支河与皂港河之间，而得名“二河”。元末明初，田氏徒居此地，在河口开设客栈，故名“田二河”，田二河名从此始。清末民初田二河商业昌盛，市场繁荣，因田二河一带盛产蚕茧、棉花，清政府在此设有蚕茧局，管理和经营当地养蚕业，其集贸规模甚大，蚕茧棉花云集街巷，一片银白，故田二河又素有“银河”之誉称。

田二河作为一座城池，久负盛名的名字叫鸡鸣城，为三国时期曹操所筑。“鸡鸣城”的因名源于一个“半夜鸡叫”的战争故事。相传曹操乌林兵败以后，逃至“双溪”，急令官兵筑城，意欲在此招兵买马、屯草积粮，休养生息，再战孙刘。哪知曹操的人马刚把城筑好，关羽的大军就已经追来，倘若不是关公的赤免马在擂马坡失蹄，曹操的人马早已全军覆没。也许是“天不灭曹”，使曹操能灵机应变在半夜伪作鸡鸣带兵弃城而逃，终于形成了后来的三国鼎立。关羽追曹至此，已是人去城空，正是因为没有打仗，所以鸡鸣城得以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成为一座古城。世人为了纪念关公、讥讽曹操，在街后修了一座鸡鸣寺，寺内抱拄上书对联一副，曰：“奋虎威以佐使君欲合三分归一统，闻鸡鸣而追曹贼曾经半夜过双溪”，使古城之外又添古迹，以至后来之人只要经过此地，必来浏览此景。邑人沈竹坪在《竹枝词》中写道：“村落人家树里藏，宵来谁听漏声长。鸡鸣又是天将晓，惊醒团圆梦一场”，既有对历史人物匆匆过世的感叹，也有对“双溪”人家环境幽静的赞美。

田二河的第二场战争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北周亳州总管元景山与陈将樊毅为抢据甄山战于二河，史载，南北朝陈太建二年（公元年），“北周郧州司马消难以所管郧、随等9州及鲁山、甄山等8镇投陈。北周豪州总管元景山率轻骑攻击消难，与陈将樊毅、马俊战于漳口、二河（今张池口、田二河）。樊毅等战败，退守甄山。”消难是北周的叛臣，樊毅是北周的叛将，元景山出身北魏皇室，少有气度，才能过人。因随军讨伐吐谷浑有功，授任抚军将军。在消灭北齐战役中，元景山多次击败齐军，屡立战功，历任建州刺史、大将军，封平原郡公，后任亳州总管。元景山在二河击败樊毅后，收复了司马消难所占据的全部地盘，为巩固战略要地，北周开始在甄山设县，元景山由此威名大震，很为敌人所惧怕，功任总管、柱国。但数年之后，元景山因事免职，最终卒于家中。

田二河的第三场战争发生在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与威顺王太子战于二河古巷百子桥。元朝的江山后来成为明朝的社稷，起重大历史转折作用的人应该是陈友谅。陈友谅是湖北仙桃人，反元初期，他的势力远远胜过朱元璋，建过“汉”政权，自称为皇帝，后在鄱阳湖与朱元璋作战时中箭身亡，还葬于武昌蛇山，年湖北省内务司对墓园进行整修时立了牌坊，牌坊前额书“江汉先英”，后额书“三楚雄风”。武昌蛇山的另一处墓地叫“胜像宝塔”，它就是元威顺王太子之墓，原立于长江边黄鹄矶上，年因建长江大桥而迁至现址。陈友谅与威顺王太子，真是一对生死冤家，活着时在二河对战，死了后又在蛇山“聚首”。

所以，自古以来，田二河，就不仅是经济重镇，也是军事要冲。（文/胡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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